关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问题

学术界一致认定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其灭亡六国的最后一年,即公元前221年。其实,详证有关记载,秦灭六国的年代大可商榷:从齐襄王实际在位年数和秦灭燕之年来推断齐国灭亡的年代,从秦始皇议立帝号、议置郡县、北攻匈奴、南击百越诸举来推断六国灭亡的最后年代,均当比目前流行的说法提前一年,即公元前222年。     

有关秦始皇评价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有关秦始皇评价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宋纹　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民本、仁政观念及其思维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积淀颇深。对秦始皇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往往漠视其客观功绩；对其残酷暴政导致国亡，却极为反感。故评价其功过一直不够公允，即重道德...     

关于郭沫若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郭沫若及其创作的研究几乎是与郭沫若登上文坛同步进行的。从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特色》算起,在这七十余年里,郭沫若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已经离开了初期的感受式印象式批评,也离开了因为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随意解释的时期,而趋...     

毛泽东究竟怎样评价秦始皇

毛泽东究竟怎样评价秦始皇大刃有些文章和传言称，毛泽东对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专制政治报是赞赏。这颇使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分多人困惑，乃至发生错误的联想。毛泽东究竟怎样评价秦始皇？最近前中共山两省委书记陶鲁期同志撰℃ｆ《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     

关于秦始皇几次出巡路线的探讨

秦始皇出巡的记载,史料颇为简略;古今地理又有若干变化,因而有关这一历史人物的几次出巡路线现在难以确切知道,至今出版的几种历史地图中所标识的也不尽相同。下面想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及交通几方面的地理形势,探讨一下秦始皇每次出巡的路线,以期找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     

关于郭沫若的一篇佚文

郭老的一篇佚文(附后),实际上是一段序和十六首诗。一次找寻到这么多佚诗,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得从郭老生前的秘书王廷芳同志1980年6月8日写给我的信说起。信中说:我看到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的补白中,有你一篇小文章,很受启发。一九四七年初,上海某报纸或杂志登了一篇题为《续“狐狸篇”》,署名为“牛何之”的文章,作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从笔调上看很象是郭老     

是歌颂,还是讽刺?——漫谈有关评价秦始皇问题的两例

关于秦始皇的是非功罪,历来见仁见智,议论不一。在我们时代里,这是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阴谋,却在这里设置了禁区。他们刮起一股大肆吹捧和神化秦始皇的妖风,不许评论秦始皇,对他一分为二,还要把对这位封建专制皇帝的态度如何     

再考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问题

笔者曾在１９９１年第５期《文史哲》上刊文提出,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２２２年）灭齐即最后灭六国。张金光同志不同意此说,在该刊１９９２年第６期进行反驳。然而其说虚妄错谬,并不能推翻拙论。一梁启超曾说：“西汉之初,经秦火后,书颇散亡。汉廷广开献书之路,悬...     

关于李陵的评价问题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人。生年无从稽考,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卒于匈奴。他是西汉著名军事将领李广的长孙。在他的前半生,曾五次带兵北抗西戎,官历侍中建章监、骑都尉;在他的后半生,则默默无闻。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李陵在历史上并无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人之所以论及他,多半是出于对司马迁的研究。因为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而被汉武帝下以蚕室。在有关论述和古今一些戏剧中,李陵被涂上了“民族败类”的色彩。这是失之偏颇的。近年来,有人提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责任问题①,意在重评李陵,但似失之全面,不足以审明陈案而还李陵的本来面目。因此,有必要略述管见,求教于方家。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

评价华国锋,有一件事情应该澄清,即华国锋是否有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华国锋对此的原则是,应该恢复邓的工作,但要时机成熟,逐步来。总的来看,华国锋并没有蓄意阻碍邓小平的复出,邓此次的复出也没有花费更长的时间,此外,华国锋还不断采取措施改善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处境。     

关于杨么的评价问题

<正>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是则是,非则非,切不可因褒其功而讳其过,又不可因贬其过而掩其功,更不可颠倒其功过是非。最近几年来,我在研究南宋初年农民起义的历史时,曾接触到不少史料,发现杨么这个人的历史形象,并非象某些人说的那样巍然高大,那样白璧无瑕,而是过大于功。特别需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把一个有亏于民族大节的人,当作农民起义的英雄而加以歌颂,是否恰当?下面,我把自己粗浅的看法谈出来,向学术界和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同志们请教。     

关于左宗棠的评价问题

关于左宗棠的评价问题胡滨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一样，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发迹，一跃而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权势煊赫。接着，他参与了镇压捻军的活动，并进兵陕甘，扑灭西北的回民起义。后来，他...     

关于唐绍仪的评价问题

唐绍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跨跃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清王朝,经历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晚年滞留于已沦陷日伪之手的孤岛上海.最终死于非命。他浮沉于宦海政坛五十余年,曾涉身于若干重大政治风暴与漩涡之中,加以海内外交游广泛,人际关系复杂,使他成为清末民初这个特定的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从而涂抹了一层历史赋予他的特殊色彩。评价唐绍仪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是对一个具体人物评价是非,而且还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因此,必需注意到他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他的复杂而矛盾的人生历程,并着眼其一生中的主流大事,而不应纠缠在某些传闻的细微末节。     

关于张作霖的评价问题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既非名门”出身,又“无特别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仅一草莽英雄,受清廷招抚后,由一清军管带而至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后,因缘时会,又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省督军、东三省巡阅使,进而称兵关内,问鼎中原。最后竟自封为北京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居然成为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如从1911年冬张作霖开始     

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郭沫若研究若干问题考

科学研究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对于占有的资料,必须辨明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以求得研究问题的可靠依据,这就是所谓考证或考据。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学者郭沫若,一生十分重视考证,把它当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他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我国传统的“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等训诂方法,并创造性地联系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国古文字,其功甚伟。他采用“书内求证”与“书外求证”相结合,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相补充,     

关于郭沫若与陈寅恪关系的辩正

郭沫若与陈寅恪在政治观点和学术理念上有所不同,但两人都肯定并尊重对方的学术地位。在有关《再生缘》的研究中,两位大师结下的学缘至今传为美谈。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学术争论是正常的学术探讨与切磋。作为诗人和学者,两人在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东约五公里处，南依骊山，北临渭水。     

关于郭沫若书赠茅盾的对联

有同志在悼念茅盾先生的文章中说,郭沫若生前书赠“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歙张”这幅对联给茅盾,对茅盾先生的革命精神和惊人才华“画龙点睛似地做出了很好概括”;并说这幅对联挂在茅盾先生的“书斋墙壁上”。一些报刊上都郑重其事地转载了郭沫若和茅盾生前的这段翰墨姻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