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     

论中国步入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

法治社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法治的实现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市场经济是经济前提，民主政治是政治基础，精神文明是思想文化条件。中国若想步入法治社会，就不能超越这些条件。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史良法学教育思想研究

史良法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是特殊社会环境、民国时期法学教育和自身实践经历的合力的结果。史良法学教育思想的内涵是以培养司法专门人才为目标，以师资与教材为核心，具体表现在对于旧制度法学教育的批判、培训司法专门人才、重视师资与教材、关心关爱老教授以及对出版工作的推动五个方面。作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拓荒者之一，她的法学教育思想依然值得坚持。     

论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

公正审判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正义。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自诞生以来就是与正义紧密相连的一种理论，渊源于自然法思想的自然正义原则更是与公正审判权存在直接的联系。从程序正义理论来看，公正审判是正当法律程序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国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演变以及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来看，公正审判权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因而，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可以从自然法思想、正当法律程序思想和法治思想中去追溯。     

论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

公正审判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正义。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自诞生以来就是与正义紧密相连的一种理论，渊源于自然法思想的自然正义原则更是与公正审判权存在直接的联系。从程序正义理论来看，公正审判是正当法律程序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方国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演变以及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来看，公正审判权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因而，公正审判权的思想渊源可以从自然法思想、正当法律程序思想和法治思想中去追溯。     

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发展、特点及意义

马克思的道德思想具有社会、历史双重维度，是一种社会历史范式下的道德研究。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从早期人生理想确立，经唯物史观这一实现路径，到最终实现道德理想，是一个完善的过程，不存在认识论的断裂，也不存在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立，更不存在道德虚无主义和反道德主义问题。在社会历史范式下，可以厘清马克思道德思想从道德批判到道德理想、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明晰马克思道德思想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联性、与社会现实的语境相关性以及理论层次的变动性等特点，还可以透过道德这一视角，看到马克思对人真正成为历史自觉主体的理论向往。     

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研究

儒家法律文化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演化和社会积淀,以非传统的表现形式寄寓于我国现代社会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实践于中国法治社会的承接力量,也是现代民间法形成的重要渊源。儒家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本土化开辟了人文法治的道路,因此深刻挖掘儒家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论法治与党内民主

政党政治与依法治国是当代政治生活的世界性历史潮流,正确处理好党法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民主与法治本是一对天生的孪生姊妹;推行法治方略、树立法律权威、实现中国的民主与法治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执政党的党内民主.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破解活劳动减少而价值量增加之谜

活劳动减少而价值量增加,至今是一个理论"谜团"。沿着两条思路可以破解这个谜团:一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指数两个因素,劳动时间减少,价值量仍然可以增加;二是价值构成中不仅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两个变量,而且包括知识化劳动、间接劳动和组合劳动等多个变量,活劳动减少,价值量仍然可以增加。     

“犯罪目的实现说”否定论

作为犯罪既遂判断标准的学说，“犯罪目的实现说”不仅使犯罪既遂的判断偏离正确的方向，使犯罪既遂的认定呈现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且不当地缩小犯罪未遂的成立范围。对“犯罪目的实现说”应予以否定评价。     

自尊·中庸

自尊就是使自己受尊敬的心理和行为；自尊分为物质性自尊、社会性自尊和精神性自尊；自尊是创造价值的动力；要取得自尊就应取得成就。中庸是适当遵守道德的善行；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时中而达权”，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     

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

"存在论差异"思想即"存在者与存在的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一条红线。本文从二者追问的对象与方法等方面论述二者之间的区别。在追问存在的对象上,存在相对于存在者是深层次奠基意义上的追问;在追问二者的方法上,对存在者的追问是主客对立意义上的计算性思维,而对存在的追问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之思。但是,二者也非水火难容,而是"亲密的区分"。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论羁押场所死因调查制度

欠缺具体调查程序等诸多缺陷,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独立调查模式和大陆法系附属调查模式,完善我国相对独立的调查模式,具体可以从确立检察机关的统一调查权、确立强制调查原则、强化调查手段、增设羁押主体的配合义务、扩大死者家属的参与权、明确调查结论的内容、限定调查结论的效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     

<合同法>的约定从优原则

《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立为基本原则 ,同时为了充分贯彻合同自由精神 ,在总则、分则条款中制定了大量的约定从优条款 ,形成了一个新的合同适用规则——约定从优原则。全面介绍了约定从优原则 ,并从约定从优原则的意义入手 ,阐述了其在《合同法》中的表现及所受限制。约定从优原则的价值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其巨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