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具体一点说,先秦时代的“文”、“文章”概念非常广泛。《论语》里,它们和“文学”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文笔论

文笔之分是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源于两汉时的文学文章之分。随着晋代文章总集编选的兴盛,文体辨析遂显示出其必要性;再加上魏晋时骈文初步形成,与散体文逐渐分途,并得以进一步发展。此二因素应是文笔之分出现的前提与条件。具体而言,六朝时的文笔,应包括“文学”中的文笔和“文章”中的文笔两种含义。前者是从文学性质上区分的,而后者则是从文章形式上区分的。     

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南朝文笔之辨

笔从言分化出来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尽管受到传统势力的长期排斥,终就成为寒门士子的仕进之梯。到南朝,文风愈盛,文士集团崛起,文笔受到普遍重视,别集、总集大量产生,文笔之辨成为文章学的重要内容。南朝学者试图从目录、音韵、情感三方面对文笔进行区分,虽有许多不周全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文学的盛况。     

简论魏晋玄学与文艺批评

魏晋玄学产生了当时的文艺理论,无论是从作品的风格还是从文学的本质上看,都与玄学有很深的理论渊源。玄学的“有无”之辨导致对文学本质的思考;玄学的“才性”之辨导致对作品的风格、文体和作者个性的关系的讨论。这些思考与讨论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走向成熟。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浅论明清之际(1630-1680)墨学研究特征——以傅山《墨子·大取》研究为例

墨学自汉代以后几成绝学,直至明清之际再度复兴,其中以傅山的墨学研究为先声.傅山墨学研究重在研习墨学中的名辩逻辑思想,其特征主要在于,“辨名别实,名依于实”的名实观和“同异交见”的异同观.傅山的墨学研究是其倡导子学的体现,也是明清之际思潮剧烈变动的体现.傅山墨学研究的贡献在于冲破理学和经学的禁锢,解放思想.傅山墨学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体现在对部分字义的训诂和理解上有偏颇之处.傅山墨学研究对清代中期乃至民国的墨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     

何以利吾国——民国孟学“义利观”研究述论

“义利观”是孟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明辨“义”与“利”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事关个人之行为及道德准则.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义利观”的内容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却并非凭空而来.民国学者对义利观的诠释,仍是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原本内化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义利之辨”,在新旧不同的诠释之下,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及判断标准,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研讨“陕军”历史征程 聚焦“三农”题材创作——陕西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

适逢《延河》杂志创刊50周年之际，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和《延河》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陕西文学创作研讨会”于3月28日在宝鸡文理学院召开。来自《延河》编辑部、宝鸡市文联，以及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的作家、评论家、学者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延河》杂志与陕西文学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而且十分忌讳"新变",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独尊了复古的儒学,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1.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2.贬低文学,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3.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范式与超越——文学视域下对“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省思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与文学”运动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虽然并非一帆风顺，却也基本处于稳定发展的态势。然而，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法律与文学研究却未像预期那样获得巨大的繁荣，基本上处于法学研究的边缘地带。诚然，基于法学专业知识与实用主义视角的考量，法学学者对法律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前景有理由担心与焦虑。然而，如果将焦点从“法学”视域转移到“文学”视域，这个跨学科研究将显示出它更丰富和更有前途的一面。鉴于此，本论文重新界定法律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为“涉法文学”研究，并为其在法律与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正名，进而为其未来的研究提供可能性的路径——还原文学性、情感转向、文化共识，意在超越现有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实用主义范式。在真正意义上，这形成了法律与文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双向互动。     

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底层文学：“代言”的困境及其出路

在学术界对于“底层文学”热切关注的背后，显然标示着某种理论白娱。“底层文学”的平民属性，表现出的不过是文学经典时代的症候。在其为“底层”代言的说词下，真正掩盖的确是属于底层的真正的文学生活。面对此种情况，我们所能做的，是使“底层文学”回归文学自身，为学者们给它套上的各种附加意义祛魅。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     

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

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进一步探讨宪政、法制以及政党政策与民国文学的关系,本刊约请了四位学者分别就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空间、民国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抗战时期民国政府文艺政策的两面性和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等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引起学界更多关注的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