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勘误一例

《辞源》(修订本)日部“旬”字条下说解㈥云;旬,“通‘均’。《易·丰》:‘遇其配主,虽旬无咎’。”此说不确。“旬无咎”一语始见于甲骨文字,其例多至数以百、千计。盖殷人以十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周为一旬。“旬无咎”这类卜辞都是在“癸日”进行占卜的,就是说在这一旬的最后一天占卜下一句的吉凶祸福。如;《菁》5:“癸丑卜,争贞:旬无咎?”《粹》1429:“癸子卜贞:旬无咎?”《遗》198:“癸未卜,宾贞:旬无咎?”“癸卯卜贞:旬无咎?”“癸酉卜贞:旬无咎?”“虽旬无咎”之“虽”是带有自谦语气的语词,应读为“唯”。汉帛书《周易》此“虽”字正作“唯”;《秦公钟》铭:“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左传·文公17年》;“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均可资佐证。此“虽”字,王念孙释之为“句中语助”(《经传释词》卷三),王力先生也认为“它是类似词头的东西”(《汉语史稿》350页)。据此,《易·丰》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的意思是:筮遇此卦,与其女主人相遇,十日之内不会有灾祸,且往而得赏.《辞源》袭用旧说,误.     

试论集体主义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

多年来,伦理学界有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一直指责、攻讦集体主义原则,他们给集体主义加上种种罪名:“反个人”、“对个人、个人需要及欲望的敌视和防范”、“反主体”、“恐人症”、“用整体压制和否定个人”等等。归纳起来,一句话,集体主义压制个人自由,使个人失去创造性、主动性。本文则认为,集休主义不仅不压抑个人自由,而且它还是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证。     

论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叙事

汉魏六朝志怪的预叙,最先源自以《左传》《国语》等为代表的史学叙事中的梦预,继而在谶纬神学、神仙思潮、佛教信仰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复杂多样、相融相摄的特色。预叙叙事对志怪小说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世代累积和文学演绎,形成“预验休咎”的故事类型,它既凸显出“神道设教”的传统内涵,又展示出佛道“自神其教”的叙事策略;而从根本意义上看,它表达出了人们探知命运和前途的生命渴望。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论《周易》“吉凶由人”的哲学意蕴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历代儒生的改造,逐渐演变为哲理之书。之后,《周易》中的吉凶悔吝、福祸休咎,不再由神秘莫测的天命来决定,而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及周围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决定。《周易》中的吉凶并不是绝对的,吉和凶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断地相互转化,吉凶最终取决于人为。“吉凶由人”是《周易》的基本哲学意蕴。     

出组习语“囟言王”探微

“王囟言”和“囟言王”是出组卜辞常见习语，但关于辞义的理解，学界一直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对相关卜辞材料进行分析后发现，“今夕囟言王”是一种占卜灾咎的习语，与“今夕王宁”相对，表示商王受到责难的不安之状，意为今晚先祖或上帝等会责难、降灾商王，“言”字含有责让、灾咎义，所表示的灾咎程度较轻，“囟”字是语气副词，表示占卜者对命题所作的一种情理上的推断。     

《易·系辞》“无咎”思想探析

何为“无咎” ?《易·系辞》中说 :“惧以终始 ,其要无咎 ,此之谓《易》之道也。”“无咎”其含义有两层 :从人事上讲为处理事情无过错 ,从哲理上讲为合于“中”。何以才能“无咎”呢 ?顺天者 ,懂得变易者 ,劳谦者 ,善补过者 ,方可“无咎”。系辞作者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是考虑怎样在一个大社会中保持和谐、默契的关系 ,为了这种和谐和默契 ,注意事物发展的趋势 ,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 ,处理问题折衷而行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 ,使之吉无不利 ,形成自身的一些特点。其现代意义在于 :首先《易·系辞》中讲到的人所面对的自然界具有真实无妄的价值 ,落实到社会生活 ,它是一个信念道德问题 ,也是一个责任道德问题 ,是二者的统一 ;注意认识主体“警惕的理性”———忧患意识在校正人行为的合理性上具有重要作用 ,这种意识是中华文化在向着认同现实方向发展中具有超验性、超越性的特殊理性形式 ;对《易·系辞》阐述的“无咎”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不是强调在和谐中的差异 ,而是注重在差异中的和谐。     

胡适"作诗如作文"理论的缺失

胡适“作诗如作文”理论关乎百年中国诗歌发展却迭招物议 ,此论利弊兼有 ,经不起推敲。本文肯定“作诗如作文”理论对于白话新诗的“旗帜”意义 ,但着眼于未来中国诗歌发展 ,着重从本体理论、诗学依据、诗美思想诸方面 ,分析其理论缺失及原因 ,据此得出“该命题可以休矣 !”之结论。     

中国休闲哲学的特质及其开展

一、中国哲学中的休闲观念　　休闲中的“休”字 ,我们今天理解为“休息” ;其实 ,从词源学上看 ,“休”指“人倚木而休” ,其最早的意思是“吉庆”、“美善”、“福禄”。如《诗·商颂·长发》中释“休”为吉庆。“何天之休” ,郑玄笺 :“休 ,美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以礼承天之休”。杜预注 :“休 ,福禄也。”至于“闲” ,其基本意思是范围 ,引申为道德、法度。如《论语·子张》 :“大德不逾闲”。因此 ,我们今天将休、闲两字连起来用 ,假如不脱离其原来的词源义 ,则休闲应当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 ,即人应当过美好的生活 ,而美好…     

试析《淮南子》中所见的"法"

《淮南子》继承了先秦各家关于“法”的理念,并根据自己的人性论与历史观为“法”注入了新的理解:在法的起源上,主张“法生于义”;在法的功用上,主张“法者,所以禁君使勿擅断也”;在法的局限及其补救上,主张“法必待圣而后治”。     

关于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的思考

刑法分则过多规定"法定犯"不符合现代刑法"省刑"、"谦抑"思想,法治社会不是条文越多越好.刑法有自身的调整范围.不是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发展到严重程度就都构成犯罪.现行刑法中许多"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达不到犯罪程度,甚至不属于犯罪的性质.法定犯使空白罪状过多实际上把部分刑事立法权变相地交由行政机关行使.与立法法的精神相悖.基于以上考虑,建议大幅缩减刑法分则"法定犯"罪名.     

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

讼师唆讼、吓财、挠法,几成定论。从清代情况看,讼师有唆讼者,但大部分案件来源于被动收受而出策,所谓“唆讼”不全部是事实;讼师受财取利,多属主动要价,且价码较高,但这与机制上的不存在同业组织纪律约束及缺乏官府的有组织的管理有关,又与市场供求有关,从“义利”分野指责其惟利是图,名之以“赃”、“贿”,不符合事实,也难合情理;讼师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以挠法的情形,确实较普遍,有的甚至很严重,讼师们应对此负责任;讼师具有“不着点墨而生杀人命”的“刀笔”之能,但我们应关注的是,讼师“刀笔”功夫的使用是否符合案情实际,对准确定罪量刑起了何种作用。     

抢夺转化为抢劫罪若干问题研究

抢夺罪与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其危害性较大,历来为我国刑法打击重点。本文着重对抢劫罪即抢夺转化为抢劫罪进行了比较和区分,从前提、主观、客观三个方面探讨了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构成要件,针对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的立法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措施,将前提“犯抢夺罪”修改为“实施抢夺行为”,把“毁灭罪证”改为“毁灭证据”并在法条中应明确规定抢夺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能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立法中应细化共犯的认定标准。     

论"后战国时代"

从秦朝到汉初,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即"后战国时代"。特点有三:(一)分封观念在社会上的普遍存在;(二)诸侯集团作为政治体制的现实存在以及对汉初政局的强大影响;(三)思想学术在官方制度架构中的多元共存。作为一种历史的"过渡形态",其内在特性应该成为我们对后战国时代进行界定和阐释的理论依据。     

论"严打"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兼论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所在。一方面 ,刑诉法为惩罚犯罪提供了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 ,刑诉法又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法宝。在“严打”斗争中 ,只有打保并重 ,不忽视和偏重任何一面 ,就能实现刑诉法的目的 ,取得最好的“严打”效果     

汉代齐地尚巫之风考实

尚巫之风在汉代极为盛行 ,不同地区的巫风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点。“巫儿”习俗 ,是富于个性的齐地巫文化典型 ;“神仙 -方士”之学是齐地居多 ;齐地的“八神”系统 ,曾经是东方宗教祭祀、宗教崇拜的中心 ;“城阳景王”崇拜是汉代形成于齐地的新巫俗。尚巫之风 ,直接推动了从民间巫教到早期道教的转变 ,巫术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源远流长。汉代齐地的巫风 ,既有对远古东方巫文化的继承 ,又有在汉代形成的新的巫文化分支 ;它超越了地域界限 ,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代籍礼“风土”考

《国语》所载周代"籍礼",是一种具有巫术特征的礼仪活动。其意义是疏导土壤中的阳气,使之顺利地播散。籍礼中,以瞽为首的乐官们所从事的"风土"活动,并不是韦昭注所以为的观察土壤中的气脉,而是通过乐舞鼓动风气,帮助土壤中的气脉顺利播散。它是这一土壤巫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河表七州”曾为南朝疆土 ,在学术、文艺上都近于南朝。入魏后 ,此地人士虽受到北魏统治者的歧视 ,但他们将南朝学术带入北魏 ,对南北学术交流和北魏学术文艺的兴起 ,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