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商业革命述论

近代武汉的开埠开放给该地传统商业以巨大冲击，引发了近代武汉商业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从行业结构、经营方式、商业组织直至市场结构，其波及之广、影响之巨可谓前所未有。武汉的商业形态开始从植根于封建农业经济、服务于国内市场的传统商业向依托现代工业、服务国际市场的现代商业转型。这一转型对近代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武汉的商业革命在行业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是不彻底的。     

试论武汉的早期现代化

随着1861年的汉口开埠，武汉日益成为一个外向型通商港口城市，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开始传入，武汉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化，武汉早期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始启动。1889年起张之洞在武汉18年的洋务兴革，兴建了武汉近代工业体系，继续巩固和发展武汉的商业优势，建立了近代市政体系和近代教育体制，使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具有其独特的风貌，对今天建设武汉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探略

影响汉口商业文化最本质的原因是地理位置。汉口处两江交汇之地又兼为九州之腹心,九省之通衢,其地利条件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发达的客观基础。汉口城市的繁荣还离不开历史机遇和主观动力,这尤其表现在汉口开埠使西方商业文化渗入,传统的商业格局开始解体,从而为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而张之洞对武汉的打造则为近代汉口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主观的动力。由于汉口城市的商业特性和移民特性,本土文化、异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熔铸于一炉,汉口商业文化呈现出五方杂处,华洋纷呈的特色。这种“大杂处”,形成了汉口对异质文化开放和包容的城市性格,使汉口城市在近代化的转型中较少有传统的羁绊,易于接受新事物,并能随新而变,与时俱进,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东洋之芝加哥”。     

提升武汉经济圈制造业竞争力的战略对策

对武汉经济圈进行了界定。阐述了做大做强武汉经济圈制造业的必要性。提出了提升武汉经济圈制造业竞争力的战略对策: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进区域制造业一体化;错位发展,整合武汉经济圈制造业;依托特色园区,致力本地经济,推行自行整合,促进武汉经济圈制造业良性互动发展;实现交通、生态环境、创新一体化,形成武汉经济圈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原生型与次生型之间:武汉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汉口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各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归纳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两大类。由于武汉“堂奥”—“通衢”的地理特点,由于武汉自明清以来根深蒂固的商业传统,武汉早期现代化具有某些早发原生型现代化模式的倾向特质,城市机能内部在前近代时期即带有某些现代化因子,孕育着产生现代化的某些条件及要素。但是,作为传统封建城市大家族中的一员,武汉在前近代时期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跨越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总体格局和惯性轨道,武汉早期现代化发展路径表面看来类似早发原生型,而内在本质上依然没有突破后发次生型的总体模式。也就是说,武汉迟至19世纪60年代开埠前并没有实现现代化,充其量只是具有某些前现代特征,即“汉口特性”。     

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含量和深化制造业分工,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涉足价值链的高端。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分析入手,探索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在将武汉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上海、北京对比的基础上,得出了武汉制造业升级亟待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结论,最后提出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武汉制造业升级的对策措施。     

武汉市经济地位的演变过程与发展方向

唐宋以后,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从此,武汉就逐渐发展为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中国中部的商业重镇和近代工业中心。这是和武汉位于全国中部的区位优势即长江中游的地理位置以及周围地区的资源优势密切相关的。古代以水运为主。武汉处于以长江为干线的横向联系的水运大动脉的中心,干支流联合成网,通达邻近地区,被称为“九省通衢”。区位优势、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势,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经常起作用     

论晚清武汉社会经济的变迁

本文从商业、金融、工业三个方面论述晚清武汉社会经济的变迁及特征,指出近代武汉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同政治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并对社会变革产生巨大影响。     

武汉制造业雁行产业集群战略研究

振兴武汉制造业,建设武汉制造业基地,是新世纪武汉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实现工业强市的核心和关键。发展武汉制造业应实施雁头、雁翼、雁尾连为一体,牵引力、集聚力和推动力“三力”合聚,点、片、面相结合的雁行产业集群战略。做到分步实施,梯度推进,形成以产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带动相关、配套企业集聚构成产业群,最终带动武汉周边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经济腾飞。     

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武汉早期对外开放晚发早至的奥秘

近代武汉开放滞后的参照系是沿海开放城市,近代武汉学习西方,开展近代工业化运动比沿海地区晚了整整30年。张之洞督鄂后,实行“湖北新政”,使近代武汉在对外开放和早期现代化诸方面变被动为主动,迎头赶上沿海早开放早发展地区,创造了晚发早至,后来居上的奇迹。其奥秘一方面在于张之洞的权威和魄力,另一方面在于武汉市民开放的素质。     

浅论近代陕西商会产生的背景及其过程

陕西传统商业在外侵冲击下逐渐走向瓦解,因而又使传统行会向近代商会的演变成为了必然.清末新政倡导设立商会的政策又为近代陕西商会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陕西商会产生的上述背景及其产生途径进行初探,以求缕清陕西商人组织的演变过程,揭示出近代陕西商会是陕西商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力求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陕西商业的新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虽然比较发达,但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量却极少。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生分化,部分城市衰落,而另一部分城市则脱颖而出,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中等城市相继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本文根据经济中心形成理论,具体分析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近代兴起的城市,之所以会优先发展成大城市,并成为经济中心的一些共同的条件     

武汉制造业企业深化改革的研究

本文在分析武汉制造业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武汉制造业企业发展中的新问题．明确了制造业企业攻坚改革的关键点，并就其深化改革提出了具体对策，为贯彻落实“企业优先”战略提供了可操作建议。     

武汉成为国内现代制造业中心的优势及对策研究

从新兴工业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武汉发展现代制造业的路径和策略。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在现代制造业从全球向中国转移、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大背景下,应努力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利用外资和内资,优化布局,发展特色工业园区,进一步扩大开放,争取早日成为全国现代制造业的中心,并为其他老工业城市提供示范。     

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地位探析

清末,武汉成为中国中部的区域货币中心,强化了自身的金融地位.铸发新币的巨额赢利,是湖北和武汉开展各项"新政"的财政基础.进入民国,武汉保留了综合性的货币发行职能."汉钞"在1921～1926年的大发展,是武汉金融地位达到顶峰的标志.近代武汉区域货币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和内外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是必要条件,直接原因则是晚清至民国前期的政治衰朽.在近代史上,武汉成功完成由前近代晚期的大商埠向近代经济金融中心转型.深入探析这一转型过程,对当前武汉制定重建金融中心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武汉成为国内现代制造业中心的优势及对策研究

从新兴工业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武汉发展现代制造业的路径和策略。武汉作为老工业基地，在现代制造业从全球向中国转移、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的大背景下，应努力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利用外资和内资，优化布局，发展特色工业园区，进一步扩大开放，争取早日成为全国现代制造业的中心，并为其他老工业城市提供示范。     

发展第三方物流促进武汉制造业

振兴武汉制造业,必须重视物流管理。武汉制造业要集中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发展和充分运用第三方物流(Th ird-Party Logistics,3PL)。目前武汉制造业运用3PL的比例较低,要从武汉市政府、制造业和第三方物流业三个方面分析其中的原因,并从不同方面加强武汉市第三方物流建设,即政府部门要优化物流环境,制造业要重组资源,第三方物流企业要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加强物流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武汉制造业瓶颈研究

现代制造业是武汉的强市之基,富民之源。与中国制造业发达的地区相比,武汉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也存有制约发展的瓶颈,这主要表现为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缺乏高素质技能人才,缺乏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以及现代制造业的信息化程度不高,等等。为此,武汉市应在大力建设硬环境的同时,注重软环境的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以“钢车机、烟酒药”为重点,实施武汉名牌战略措施,提升武汉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武汉制造业旅游的开发思路

城市制造业旅游是一种别具风格的旅游项目，也是武汉构建“两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武汉制造业旅游产品的设计思路可以概括为“四个板块，五个主题，六种模式”。政府应采取统一协调和科学规划等一系列的保证措施，来促进武汉制造业旅游的发展。     

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商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以广西释例

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和内外贸易的拓展,广西城镇商业经济以此为契机开始逐渐由传统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并一度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但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经济发展仍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区域城镇商业发展的不平衡;商业发展具有不稳定性;部分城镇商业畸形发展以及城镇商业发展的依附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