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局外人》中存在主义的现代性阐释

加缪给对暴力哲学的批判反省冠以“反抗者”之名,是他对自己的“真实”和“存在”的坚持。加缪认为“消极真实”的来源是现实生活和人的感觉,其实也就是存在主义倡导人们接受的“存在”,如果没有它,人类就不可能战胜自我,也不可能战胜外部世界。这既是存在主义的内核,也是帮助现代人对抗虚无主义和荒谬现实的备选路径。     

冷漠的局外人 炽热的零度情——《局外人》的零度写作解读

加缪的《局外人》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将小说的主体性遮住,却没影响小说故事情节的进行;采用了“零度写作”式的摄影式外视角,打破传统的第三人称的窠臼;“零度写作”式的叙事时间对《局外人》谋篇布局,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塑造了一个对现实世界及自身命运均“无所谓”的局外人形象.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远影响,《局外人》的语言“澄明”、“透彻”,另外,简单句、短促句、中性用词及间接引语被广泛运用,一改传统情绪宣泄为暗含式、隐藏式的情感表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叙事风格.这些风格不但有助于叙事主体的消解和作品感情的沉淀,还为读者提供更多维的想象空间,将主人公内隐式的炽热情感勾勒于无形.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荒诞境遇中的生存焦虑与精神突围——以《局外人》《鼠疫》为例

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对20世纪人们普遍感受到的"荒诞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具有新意的论述。他的文学创作,描写的都是世界和人的生存环境的荒谬,《局外人》通过莫尔索孤僻、冷漠、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状态,展现了世界的荒诞性,并引发人们思考应该如何面对荒诞的处境;在《鼠疫》中,加缪通过里厄及其周围人在鼠疫肆虐时的顽强抗争,共同面对"恶"的永恒性,从而完成了他从认识荒诞到觉醒,从个人反抗到集体反抗的哲理思想演变。加缪关于荒诞的思考,在哲学上,深受克尔凯郭尔、尼采、雅斯贝尔斯等人的影响,而在文学渊源上,加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了他作品中所需要的诸如荒诞感、孤独感、虚无感、无能为力感、负罪感等各种情感特征。     

论《局外人》的理想主义情怀

该文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局外人》的理想主义情怀。第一个层面解读小说主人公默而索在情感方面﹑信仰方面以及在法庭被审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荒诞,揭示其蕴含的诗意;第二个层面比较《局外人》与《边城》的理想主义倾向,通过对《边城》理想主义倾向的论述来说明《局外人》与其不同的理想主义表达;第三个层面分析《局外人》的哲学意蕴,以此来证明其理想化的追求。     

指向现实的高度——论《局外人》对存在主义的荒诞哲学思想的重构

《局外人》是加缪的经典之作,它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诞的概念.主人公默尔索自私、孤独、冷漠,面对荒诞的世界显得麻木不仁,在荒诞的世界里流露出荒诞的情绪体验: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人感到与世隔绝,无依无靠,人面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而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其荒诞的哲学意义在于唤起人们从中听到并发现行动的意义--与其与荒诞的世界共舞,最后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不如摧毁荒诞,重构新的人类世界的存在方式.     

《吉姆爷》叙事策略解读

小说《吉姆爷》叙事手法新颖,最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叙事干预的强烈的感情倾向,叙述和评论、抒情等非叙事因素交错;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相当不吻合,大量的回忆使得回忆中的内容与回忆时候的内容、回忆中不同时间段的内容混杂;殖民叙事,体现在对白人地位的理想化和救世主形象的刻画和对有色人种的野蛮落后等负面形象的过度强化。     

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古典叙事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古典叙事理论的发轫之作。第一,亚氏认为文学叙事起源于摹仿,叙事的本质是摹仿和虚构的有机统一。第二,把以情节作为第一要素的古典叙事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证和归纳。第三,指出了叙事时间、叙述者和叙述声音等具有现代叙事学意义的叙事手法。第四,梳理了叙事效果的类别和途径。第五,提出了叙事批评的标准。总之,亚氏的《诗学》无疑是西方第一部有关古典叙事理论的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经典著作。     

模仿与超越《论语》：《庄子》重言的叙事特征

为使学界重新认识《庄子》和《论语》的关系,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庄子》重言和《论语》的关系,发现《庄子·大宗师》篇中子贡助理子桑户丧事和《庄子·天地》篇中的子贡遇汉阴老人两则重言在叙事上对《论语·微子》篇中子路问津和子路遇荷榛丈人两则故事存在模仿的倾向。同时指出《庄子》重言在叙事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从而超越了《论语》。     

《百合花》的叙事模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内聚焦叙事、隐含作者及叙述者的思想职能,在叙事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文章以此重新解读《百合花》。     

论加缪的荒谬生存哲学

本文从加缪论荒谬问题的主要著作《西西弗的神话》入手,对其荒谬的基本特征、产生的原因和荒谬的典型等问题的主要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加缪的荒谬生存哲学进行了评述。     

论《达洛卫夫人》的双层叙事结构

弗吉尼亚·伍尔夫勇于创新，但是如果脱离女性文学传统的框架，她的实验性写作技巧就容易被误解甚至曲解。《达洛卫夫人》用时间与地点编织出一个双层的叙事结构之网，在此网络中的女主人公性格多变，情绪各异，看似简单的一天内发生的故事从而变得错综复杂。双层叙事结构使叙事从可感知的时间与空间延伸到难以捉摸的女性内心世界，挖掘出隐藏的女性身份。它是对传统的线性叙事的颠覆。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民族主义与殖民意识的纠缠——论租界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体验与文本叙事

由于上海租界兼有殖民和现代、罪恶和文明的两重性，导致了生活在上海租界的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充满了悖论。租界的文化语境，使得个体不能与集体发生真实有机的联系，有过租界体验的知识分子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共同塑造的“中间物”，既与他者社会疏离又与自我社会疏离，具有“主体暧昧”的特点。殖民性、民族性、商业性和现代性相交织的租界语境，带来了现代作家叙述租界故事的复杂情态。东方主义、自我东方化、批判国民性与民族主义的纠缠，造成了现代文学殖民文化蕴含的复杂性和“民族寓言”的片面性。     

殖民主义统治对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影响

有限的工业化既集中地体现了殖民统治对殖民地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构成了殖民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殖民统治的存在是导致殖民地有限工业化的根本原因，殖民地所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是导致殖民地有限工业化的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类型的殖民地内所存在的主客观条件，也会对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发生不同的影响，使殖民地有限工业化程度呈现参差不齐，高低不一的特点。     

论《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本文从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和叙事策略三方面分析了埃米莉·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论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

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叙事视角 :平稳叙事和倾斜叙事。这两种基本的叙事视角又与女性的两种基本生存场景之间存在着共振式的应答关系 ,称之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应答叙事。应答叙事贯穿于中国女性文学中的整体叙事之中。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作品中有大量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作品。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是时局与使命的遇合下的书写,是在政治和时代潮流的共同影响下的必然性选择,是文学的时代性与作家使命感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左翼叙事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与丰富的内涵,获得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论家族叙事的悲剧化与喜剧化

中国的家族叙事大多采取悲剧化的格调,展现人物在悲剧情境中的生命抗争。由于题材和中国文化的性质,家族悲剧性叙事呈现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在少数文本中,喜剧性的手法揭示了旧家族的荒诞与崩溃的必然,特别在先锋叙事中,对父辈的降格叙述表明了伦理与家族叙事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