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书初释

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录了三件元代“白帖”文书,其中两件文书内容都是关于元代亦集乃路广积仓税粮凭据,文书中都书写有“白帖”二字,为研究元代税粮征收程序提供了实物价值,.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介评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著、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汇集了武大历史系学者近6年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许多优秀成果。《初探二编》共计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版20余幅。诚如此编《前言》所说,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对文书本身的整理研究,一是运用文书资料研究有关的史事,此编主要是做后一类的工作。如按历史事件分类而言,编中包括了户籍、田制、赋役、军事、驿站、交通、工匠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兹先就本编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就有关户籍的论文来说,朱雷同志的《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既对“点籍样”做了明确的释义,又指明这是在逃户问题日趋严重下从而出现的一种带有临时性的检括户口的措施,以保证封建国家掌握纳税服役的     

一份研究西凉文化的珍贵资料——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书考释

吐鲁番哈拉和卓九一号墓,出有文书多件,其中一件首尾文字残缺,可辨部分为古代选举的策问及其三人的对策,经整理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这件文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的出土,证明了公元5世纪初远在西陲之地的西凉政权曾经实行过秀才选举制度,     

《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介评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生著、唐长孺教授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汇集了武大历史系学者近6年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许多优秀成果。《初探二编》共计论文17篇,30余万字,图版20余幅。诚如此编《前言》所说,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对文书本身的整理研究,一是运用文书资料研究有关的史事,此编主要是做后一类的工作。如按历史事件分类而言,编中包括了户籍、田制、赋役、军事、驿站、交通、工匠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兹先就本编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就有关户籍的论文来说,朱雷同志的《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既对“点籍样”做了明确的释义,又指明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医学著作残片研究

2020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一书出版,影印公布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文献两万余件,才使这批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真正地为人所知。经梳理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文献中有医学文献残片40余件,按内容可分为医学著作残片、医方残片及其他三类。其中医学著作残片共5件,经研究判定,分别为《甲乙经》残片、《难经》残片、《明堂经》残片、脉书残片和《百一方》残片。其中除《甲乙经》残片外,其他四件残片存有共同特点：如抄写形制上均为单面抄写、行文疏朗、有行格,质量上乘;抄写字体相近,均为经生体;所抄诸书都在唐代医学教育中所用教材范围内,且所属版本可能都是经过唐代官方组织校订后的版本。故以此为据,推测该四件医学著作残片可能是唐代所使用的医学教材。再以该四件残片的特点为准,推及其他新疆出土医学文献,可能是医学教材残片的,还有Ch.1036+大谷5467(1)《本草经集注》残片和大谷8096《明堂图》残片等。     

民间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国家重大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天柱文书》出版首发式巡礼

经过八年艰辛努力的整理考证工作,由贵州大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张新民先生主编的《天柱文书》,作为贵州省清水江文书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清水江文书系列首批重要成果之一,最近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精装8开22册,著录文书七千余件,字数960万,乃文书学集大成的重要成果,乡土文献整理的又一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创获。     

一份研究西凉文化的珍贵资料——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书考释

吐鲁番哈拉和卓九一号墓,出有文书多件,其中一件首尾文字残缺,可辨部分为古代选举的策问及其三人的对策,经整理收入《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这件文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的出土,证明了公元5世纪初远在西陲之地的西凉政权曾经实行过秀才选举制度,可补正史之缺载,文书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凉秀才选举具体内容的可能,是一份研究西凉文化的珍贵资料。以下笔者拟对这件文书的可靠性、文书所涉及的有关内容试作考释。为说明问题的方便,兹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录文如次:     

俄藏敦煌写本唐义净和尚《西方记》残卷研究

义净和尚是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著述亦甚多,保留下来的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 《西方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俄藏敦煌Φ209号前面残缺,后面未抄写完,经我们研究这篇文书就是唐义净和尚所著《西方记》抄本残卷,通过对这篇文书研究,使我们得以看到《西方记》的原貌。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和新词新义而成为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以《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其中的＂勘责＂、＂庄坞＂、＂保知＂、＂即顿＂等词在《汉语大词典》中未见,多为唐代新兴语词;而＂ ＂、＂餧＂等俗语词系形近而误录,＂的见/的知＂、＂百方＂则例证偏晚。正确释读这些俗语词,对于系统整理敦煌文书和深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有重要意义。     

关于平山三器的作器年代及中山王■的在位年代问题——兼与李学勤、李零同志商榷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管会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鲜虞中山国故都灵寿城遗址发掘了两座大墓,即1号墓和6号墓。其中1号墓出土了载有长篇铭文的礼器三件:铜方壶一件,铁足铜鼎一件,铜园壶一件。因鼎、方壶上均有中山王(?)十四年造器之明确铸铭,发掘简报已将1号墓定为中山王(?)之陵墓。此后不久,鼎、方壶在一些同志的文章中开始分别被称为(?)鼎、(?)壶;铜园壶因其刻铭中有“胤嗣(妾子)(次虫)”,被称为(次虫)壶或(妾子)(次虫)壶。1979年李学勤、李零同志在《考古学报》第二期发表文章,称上述三器为“平山三器”。我们认为,将平山1号墓出土的载有长篇重要铭文的三件礼器命名为“平山三器”是完全必要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法藏敦煌文书P.2700bis《大唐西域记》残片校释

今知敦煌文书中所存《大唐西域记》抄本至少4件:P.2700bis、S.2659V、P.3814、S.958,所抄分别为《大唐西域记》敬播序、卷一、卷二、卷三的部分内容,其中P.2700bis揭出颇晚,整理与研究尚不充分。该文对该卷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文献学整理,并探讨了其研究价值,认为P.2700bis虽为一残片,但很值得关注:"圣猷""戊地国"等特殊写法具有一定校勘价值;将被后世学者称为《序论》的文字抄于三十四国名之后,可证其当属卷一,而非全书之序,相关疑义由此可解;该卷存于敦煌文书中,可证敬播序流传时间颇长、范围颇广。     

《新疆维吾尔民族察合台文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

由我校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陈世明牵头组织民汉专家投标的《新疆维吾尔民族察合台文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被立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项目批准号为10＆ZDlll资助经费60万元。     

黑水城《麦足朶立只荅站户案卷》补正

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批《麦足朶立只荅站户案卷》文书,因其具有真实性、通俗性、丰富性等特征,故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的宝贵语料.由于此批文书存在内容残缺不全、字迹漫漶不清、文字讹脱衍倒、字形草俗并呈及词语疑难不解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整理本在释录方面存在一些可资商榷的地方.今通过研读图版,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法,就整理本存在的一些释录可商之处进行校正和校补,以冀还原此批文书之原貌,促进此批文书的深入研究.     

《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序

魏启鹏、胡翔骅伉俪合著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一书,已列入成都出版社《二十世纪出土中国古医书集成》,即将印行。医书是1973年底发现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三十件帛书中占到五件。同时出土的竹木简,竟全部都是医书。从内容来说,简帛合计,共达十五种,既珍异又丰富,对祖国传统医学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这些医书的整理,我幸能始终其事。回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成立,是在1974年,而我因故到1975年1月始能正式参加,当时承担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和几位考古界、中医界的同仁一道整理这批医书。整理以及注释的工作是繁难曲折的。医书释文先在《文物》月刊发表,随后出版了     

再论唐代句检制——唐官制研究之二

关于唐代句检制,我曾在1983年撰写《试论句官——唐代官制研究之一》(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我国唐史研究者,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注意到唐代句官制,但只是极为简略地论及(见武仙卿著《唐代财政史》),此后,我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一制度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句官”见于有关唐史的史籍及文献中,但是否形成一种制度?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上述我的小文中,大量铺陈史料(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证明,在唐代内外官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句官的设置,句检形成一种制度,成为一个独立系统,与唐官制其它三个系统并列。由于撰写上述小文的目的及主要内容,对于句检制中的     

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

这里重新考释的两件回鹘文文书,是我国元代回鹘地区买卖奴隶的契约。它于1953年为西北文物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此后,经过历史学者冯家升教授研究考释并译为汉文,分别发表在《文物》1960年第六期(题为《回鹘文契约二种》)和《考古学报》)1958年第二期(题为《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他在考释这两件文书契约时,化费不少心血,下过不少工夫,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由于这两件文书系回鹘文草书体较难辨认等原因,所以他的文章中在转写和译文方面还存在一些错误。冯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外有关学者的重视和兴趣。日本山田信夫教授在《回鹘文斌通(善斌)     

一部有关南海交通史的资料书—《海录》

研究清代南海交通史,《海录》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书。相传此书是由谢清高口述而由杨炳南笔受的,流传的版本有《海外番夷录》本、《海山仙馆丛书》本、《舟车所至》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和吕调阳、谢云龙的重刻本,别有嘉应杨氏的原刻本,则流传甚少。诸本中多载有杨炳南的序文,说明     

武汉牙行初探

一 武汉牙行业的兴起及其特点武汉牙行业何时兴起,一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从一些史籍的记载看来,我认为早在明末清初武汉牙行业就已经兴起了.据《湖北通志·经政志》载:康熙十六年,湖北牙帖银为五千九百三十六两八钱,江夏(武昌)县牙帖银为一百六两九钱五分,汉阳“牙税”随时增减,夏口厅(汉口)“原归汉阳,无额.”①《江夏县志》亦载有江夏县的牙税情况:“牙帖税银一百四十两九钱,原额银八十二两九钱五分,乾隆八年开除银六两五钱,二十五年量增银六十四两四钱五分.”②对这些税银的数目细加辨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牙帖是牙商和牙行的营业执照,一帖准开一行.明代开始,封建政府规定:牙商必须领取牙帖后方能开行营业③.领帖时所交的帖费,谓之牙帖税.我国牙帖税银,在乾隆时最高三两,而“湖北牙税,向章税率颇轻.”④“牙帖税额向例:繁盛上行每年征银二两;偏僻上行,繁盛中行各一两;偏辟中行、繁盛下行各五钱;偏辟下行三钱.”⑤即使我们都以繁盛上行来计算,乾隆八年以前,江夏县的牙行数起码有41户,到乾隆二十五年最少也有70户.何况那时湖北的牙行并未受到户部的统辖⑥.尽管在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已“禁止州县自由发给牙帖,令各省总督巡抚酌定牙帖额数,报告于户部……其后又规定牙帖由户部颁给”⑦,然而     

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

1976年秋,笔者在沪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暇时至上海市博物馆“寻宝”,见到该馆藏有若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且多数较为完整、清晰。其中编号为上博8958/2号文书,即此《索铁子牒》。时馆方尚未定名、断代。询及该牒来源,亦无记载。承馆方支持,不仅得以抄录全文,并得反复揣摩纸质、笔迹、墨色。因有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之经验,故判断非是近代以来之伪作。且近世伪作,多为佛经典籍之类片断,或为真迹残片而假作年款题记。而此牒内容涉及之制度、术语,亦非近世作伪者所能杜撰。1987年8月,笔者与唐耕耦同志同赴上博,得汪庆正副馆长支持,又得见此牒。二人共同探讨释文,所得收益不少。今见唐耕耦、陆宏基二位所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收有此牒,故始重整昔日札记,撰文以申拙见,了却多年心愿。     

麹氏高昌的土地买卖和推行均田制的某些迹象

麴氏高昌王国,是我国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政权。这个王国自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至唐贞观十四年(640),历时一百四十一年。在这近一个半世纪期间,麴朝是否也和中原地区一样施行了均田制度呢?史学界目前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唐长孺先生曾对吐鲁番出土的《贞观十四年手实》中所记载的授田、和中男年限规定作了探讨研究,“发现很难按照唐令解释,却与魏、齐、周、隋四朝规定相符或基本相符。”因此推断是麴氏高昌时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马雍同志也曾就《麴斌造寺碑》等史料和有关吐鲁番土文书,证明麴朝确实推行了均田制度。而卢开万同志在《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一文中,根据高昌时期的土地买卖、赋役制度和《麴斌造寺碑》等史料所反映的种种现象,认为麴氏高昌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这个地区始终从未实施过均田制度”。麴氏高昌王国的土地制度,是研究这个王国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在诸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述浅见,言之是否得当,敬请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