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两点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 ,这场讨论关涉到的问题对面向 2 1世纪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 ,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 ,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 ,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 ,我们亦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本文拟在学界有关讨论的基础上从 2 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转进两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正于专家学者     

“有无”之辩及其哲学意蕴

“有无”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论题。本文对玄学“贵无”、“崇有”和“独化”三派围绕“有无”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思维的运思方式和哲学意蕴作了论证和分析,对当时中国哲学所达到的理论高度给予充分肯定。“有无”之辩已不再讨论宇宙生成,而主要是在本体论方面展开。王弼的“贵无”哲学是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性思考,体现了中国哲学认识的深化。郭象的“独化”哲学比起“崇有”哲学带有宏大的理论气度,表现了玄思和“安命”的特色。     

“哲学之我”如何可能?——对古希腊哲学“立法之我”的思考

审视古希腊哲学中“立法之我”各种观点之利弊 ,有必要重新提出和研究“哲学之我”如何可能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对“哲学之我”观点的阐述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 ,不加反思地接受现代社会对自我的规定不能产生“哲学之我” ,真正的“哲学之我”总是一种立法。当然 ,这是一种“我”与“我”相互尊重的立法。     

论“天人合一”之“合”

论“天人合一”之“合”康中乾《人文杂志》编辑部与西方知识论的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它凸现的是人的价值问题，关怀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事，探寻的是人的生命的终极存在之道路．“天人合一”就是对中国哲学这些内涵的概括表述．那么，“天人合一”中的...     

“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的意义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富于哲学思辨、富于智慧和热情的哲学流派，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玄学是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在政治哲学方面仍以儒家名教立论，尊崇孔圣，因而具有儒道兼练的特点。可以把玄学看成是汉代儒道融合和互补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玄学围绕着“有无”、“动静”、“体用”、“言意”等抽象哲学范畴而展开。其主要论题“有无动静”之辨是在本体论方面讨论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与这一中心论题密不可分的另一论题是“言意”之辩。这个问题涉及宇宙本体能不能用名、言表达的问题…     

辩证法的“实质”问题探讨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在关于辩证法“实质和核心”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指出“实质”和“核心”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我赞同这种看法。但“实质”和“核心”因甚不同,辩证法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则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哲学的“世界”概念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因此如何理解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内容等具有原则性意义的理论问题。故而必须通过讨论,以明辨之。 (一)哲学意义上的“世界”概念是否存在,很显然,这是必须要首先弄清的一个问题。有人说,哲学不需要“世界”这个概念。原苏联哲学家科普宁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他说,关于“世界”一词,有地理学上的指称,有天文学上的理解,有物理学意义上的运用,等等,可见,“‘世界’这一术语在现代科学中是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由此,科普宁认为,‘世界”“不是科学的概念”,是“无内容的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也没有这个范     

语言、道德与制度——语言哲学能搭起“实然”与“应然”之桥?

通过对当代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约翰·R·塞尔“如何从‘实然’中推出‘应然’”一文的商榷 ,这篇文章对哲学、伦理学与经济学交叉领域的一些深层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发现 ,塞尔试图用语言哲学推理的五个语句“七巧板”来试图在道德哲学中的“实然———应然鸿沟”上搭建桥梁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通过对当代语言哲学和元伦理学一些深层问题的讨论 ,作者认为 ,即使接受进化论的一些理论断想 ,我们今天也可以猜测到 ,人类的语言、道德和理性是在同一个过程中演化生成的。最后 ,这篇文章还讨论了语言、道德与制度的关联 ,并阐述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所提出的“产权是道德之神”命题和韦森最近提出的“道德是产权之魂”命题的理论涵蕴与现实指向。     

“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

《学术研究》1989年笫2期报导了姜建强同志的“‘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对此我有所启发,但不敢苟同,特提出一些看法与之商榷。姜建强同志的立论依据之一是:“应用哲学”取消了哲学思维的特点。这一论据,至少包含五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特点、什么是“应用哲学”、什么是“应用哲学”的特点和“应用哲学”是否取消了哲学的特点等,对这些问题,我与姜建强同志的观点是有区别的。在姜建强同志看来,哲学“是人类智     

“一分为二”及矛盾转化

自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来,我国哲学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近来,又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范畴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还结合对“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理解,应如何概括和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主张“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者有之;相反,认为“合二而一”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简明表述者亦有之;认为以上意见各带片面性,从而主张只有“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相结合,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表述者有之;甚至认为上述各种意见都不能成立,只有对立统一规律本身才是最科学的概括者亦有之。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讨论一下究竟怎样才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正确概括和表述是十分重要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对唯物辩证法核心和精髓的深入认识,也关系到对唯物辩证法其它规律和范畴的正确理解,甚至关系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让各种意见都充分地表达出来,互相探讨,互相切磋,这是大有裨益的。为此,我也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哲学的多义性与敦煌哲学的建构——对“哲学”“敦煌哲学”及其“敦煌”的哲学精神的讨论

敦煌哲学的建构适逢其时,在当今人类又相互走近的时代,敦煌哲学应极具启发性.敦煌哲学的建构是当代文化人文精神资源的自觉,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一种内在追求;敦煌哲学将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哲学精神,这即给敦煌哲学的建设赋予了活的现代精神和理论进路,也给当代文化建设找到了深刻而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哲学底蕴,赋予文化建设一种内在的终极关怀.本文首先讨论哲学多义性及其当代哲学重构的可能进路,在此视域讨论“敦煌哲学”概念的特质及其敦煌哲学的建构,与敦煌哲学“基源”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之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讨论“敦煌”人文精神的哲学独特性,明晰敦煌哲学建构的开放性态势与多向多元进路.     

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

有关中国“公私”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 ,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 ,题目是“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 在这篇论文中 ,我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国哲学中“公私”观念的基本意义及其演变 ;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私’的抬头及其合理化倾向” ,我简要地考察了明清之际作为与“公”相对的“私”是如何被自觉并被合理化的。作为结论性的东西 ,最后我指出了中国“公私之辨”存在的问题及其克服的途径 ,强调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公私关系” ,就需要划定“公私”的界限 ,因为“大公无私”就容易成为其反面的“大私无公…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澄清”之思

随着我国思想解放和哲学改革的深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之哲学基本问题的几十年的牢固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日渐增多的论者对这一问题持否定的态度 ,于是在这一问题上就形成了两种观点 ,即“维持”说和“变易”说。“维持”说坚持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 ,“变易”说则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只是哲学发展一定时期(比如哲学认识论时期 )的基本问题。“维持”说中似又可分作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论在任何哲学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哲学基本问题 ,这可称之为强的“维持”说 ;另一种认为一般地可以说思维与存在的…     

让哲学“自然发展”——冯友兰论如何开展哲学研究

从学科的角度讲,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学科重要的奠基者。于中国哲学的奠基而言,如何开展哲学研究,是一个现实且关键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冯友兰首先定义了“哲学”,明确了其主要内容。其次,分析了“哲学”之“无用之大用”。既然“哲学”有如此之大用,发展“哲学”便是必需且必然的。再次,“哲学”需要“自然发展”,而不是“他然发展”,即“不禁其性”“不塞其源”“让物自己生自己长”。再次,“哲学”要“自然发展”,需要在“哲学”与宗教、科学、经学甚至与哲学史之间厘清界限,同时需要明确哲学研究方法。最后,因为中国哲学传统符合未来哲学“入世而又出世”趋向,故而在将来可为人类做出贡献,而做出贡献的前提乃“自然发展”而非“他然发展”。     

两种不同哲学上的“实践”与“效果”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使用了某些相同的哲学概念,某些哲学命题的提法也有雷同之处,所以有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就极力地混淆这两种哲学的理论界限。 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划清了实践标准与理论标准、权力标准的界限,但还有些同志分不清在“实践”与“效果”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实用主义的理论界限。本文试从这方面,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再论“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

我省哲学界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几年。至今,对于“两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大体上仍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的概括和表述;另一种是认为“两变”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回答;我则认为“两变”不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的、科学的回答。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

近年来,关于“人”的问题,理论界讨论得很热烈。通过讨论,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但是,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研究人的问题?大家的分歧就比较大。下面就讨论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祈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一“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目的,这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的那些同志的主要论点。但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出发点”,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这在他们中间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我认为都缺乏说服力。     

哲学之“是”与“应该”

哲学观问题是最近国内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尤其在青年哲学研究者中反应强烈,让我们感受到一股哲学思想热流在涌动。为进一步推进这一研究,本刊哲学栏专辟“哲学观问题系列谈”,集中反映其中积极向上的思想成果。于去年9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联合国内十几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组织的“青年哲学论坛”,引发了国内一大批青年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气氛热烈,本期特从中选登两篇,其它的将陆续刊发。也欢迎读者作者直接来稿参与讨论,字数以5000字左右为宜。     

关于“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研究

关于“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研究赵光武编者按：由北京大学哲学系赵光武教授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八位博士及博士生参加的“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研究课题，基于解决当代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纷争之高度，考察了“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提出的社会背景、哲学背...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