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尤金·奥尼尔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奥尼尔笔下的女性人物大都对人类最崇高的情感——爱情及幸福的生活抱有美的渴望，然而她们的命运却都注定具有悲剧色彩，面对悲剧她们失望、痛苦、迷茫、挣扎，最终甚至以扭曲的心态结束生命。研究、探讨这些女性悲剧人物的命运，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奥尼尔的悲剧美学和创作思想。     

群体自由·个体自由·个性自由——论悲剧与崇高

人的实践-创造活动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古代群体自由、近代个体自由(人性自由)、现代个性自由的演变产生出了古典悲剧、近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三种内核不同的悲剧范畴,引导着三种不同倾向的悲剧形态。悲剧集中表现着崇高,它们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显现着不同的美学风貌和品格。古典悲剧的崇高感是群体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古典悲剧同古典崇高一样都呈现出平衡、对称、稳定、有序的形态,缺乏深刻的理性内容和必要的情感张力;近代悲剧以人物性格为中心,以人物的各种情欲为中心,从而显示出近代悲剧关学的个人主义性质,体现了近代崇高的美学内涵;现代悲剧凸显的则不再是尖锐的外在冲突中的崇高,而是价值尺度更其内在化的崇高,展示了现代社会人所遭遇的精神上的痛苦、迷惘、焦虑、孤独,表现了人对自由生存和完整个性的热切渴望和无尽追求。从古典悲剧、近代悲剧、现代悲剧与崇高的不同形态和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悲剧美学和悲剧艺术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同步,把人类实践-创造的自由逐步推向更高的层次。     

美国梦的悲剧——浅析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

本文简介了阿瑟·米勒及其作品《推销员之死》 ;分析了美国梦形成的宗教、政治、经济的因素 ,美国梦的悲剧在威利身上的体现及其成因 ;揭示了单纯追求物质财富会导致人的精神荒芜 ,酿成悲剧 ;启迪人们对人生的价值、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予以关注与思索 ,以期使人类走向完善的境界     

尼采悲剧理论的美学内涵

尼采悲剧理论可以追溯到希腊悲剧。在悲剧起源问题上，尼采以日神的“恬静”与酒神的“醉狂”经希腊人意志活动而结合来解释“悲剧的诞生”；在回答如何对待痛苦死亡这一哲学终极问题上，尼采改造了叔本华哲学，将人生的悲剧性与希腊乐观的人生态度调合为一；通过对悲剧“音乐精神”的分析，尼采张扬了非理性主义，显示出西方哲学对人类生存世界的重新审视。     

消费文化的反悲剧意识

消费文化在本质上是非悲剧性的或反悲剧性的。它以对有限的经验形态的生命认同消解了对于人类崇高性、悲剧性与自由超越精神的表征。具体来说，这种反悲剧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悲剧之思的缺席；个体性的悲剧之殇；社会生活的意义之惑。这三个特征一起形成了消费文化的反悲剧意识的问题语境。     

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中的主题意象

在尤金·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一剧中，海，雾，陆地等意象频繁出现，本文从分析这些意象各自所具有的丰富象征含义及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来阐释《安》剧所蕴涵的悲剧主题。     

幻想中的英雄──论《堂吉诃德》的多重意义

《堂吉诃德》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叙述态度明显改变，从嘲弄到同情；角色功能逐渐变化，从喜剧人物到悲剧英雄；人类存在的英雄形式被纳入疯狂的行为中，小说甚至透露出某种荒诞意味。作品以幻想的喜剧形式反讽地表现了英雄受难的悲剧，以荒唐的滑稽摹仿检验人类高尚的道义与信仰在世俗中经受考验与误解的能力。     

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意识

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悲剧意识内涵丰富又复杂，一直是国内外哈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些分歧性意见所在，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社会悲剧意识：１．经济困境；２．现代精神文明对人性的扭曲；３．新旧两种文明撞击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分裂和痛苦。二、命运悲剧意识，哈代对威塞克斯地区人物文化心态的准确把握。三、生命悲剧意识，源自哈代的对生活的悲剧性感悟，１．个体生命的现实困境；２．人类群体的宇宙困境。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9·11”事件的价值论反思

“9·11”事件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本身，其实质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两种极端文化价值普遍主义之间的严重对抗，面对全球化趋势和世界的多元文化共处这个事实，走出“9·11”事件所反映的人类面临的困境，全球联邦的构想有着特别的价值。当务之急是，加强各民族国家，各文明，宗教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对话，努力推进现代文化及其制度的创新，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正和全球公正。     

鲁迅小说的悲剧特色

鲁迅小说的悲剧特色，主要是重视从小人物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去寻找悲剧艺术的主题，描写“极平常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在揭示人物的悲剧根源时，不仅深刻地挖掘了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且还揭示了悲剧主人公自身思想、性格的悲剧；寓悲于喜、悲喜交融的手法，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情绪感染力     

普列姆昌德笔下“贱民”命运的沉思

以印度现代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中“贱民”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这类较为独特的文学形象的分析,探寻“贱民”这一印度文学形象的悲剧性格和他们悲剧性命运形成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意义。     

丰富深刻的父爱悲剧典型

作为一个批判现 家，巴尔扎克具有敏锐的人生洞察力和深刻的社会剖析力，能够透过纷纭析社会现象抓住客观事物的整体和实质。对于调第头这一个父爱的悲剧人物，他立足于生活的真实，从从绠与人性、社会与自然等多层面表现悲剧所具有的典型性和深刻性，展现了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武部经历、心理状态和性格发展，反映了人类心灵的全部复杂性，使得作品显示出强大的悲剧力量及其超越时代的美学价值。     

尤金·奥尼尔的悲剧观——析《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美国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的一生遭遇坎坷，这些不幸磨练成他观照世界与生命的独特方式。几乎从一开始，奥尼尔就认定生活是一出悲剧，这种悲剧观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这一部最具自传色彩的作品里（以下简称《旅程》），奥尼尔的悲剧观更是充分地投射其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分析，挖掘出影响奥尼尔创作的思想根源：深沉的宿命感、深刻的孤独感和深重的罪恶感，以期能更好地诠释奥尼尔的其他作品。     

重获灵魂的漫长旅游程－试论奥尼尔戏剧的古希腊悲剧精神

文章主要论述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对古希腊悲剧精神的传承。文章首先分析了悲剧对古希腊人精神上的重要意义，接着讨论现代社会中，奥尼尔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古希腊悲剧精神的。文章批驳了一些评论家的观点，并从奥尼尔在剧作中高扬的超出物质实利的梦想，以及其悲剧主人公身上表现出的梦想努力奋斗、勇于舍弃一切的精神和行动的力量两个方面，肯定了他剧作中的古希腊悲剧精神。     

试论尤金·奥尼尔剧作的悲剧性

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剖析奥尼尔悲剧的悲剧性,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剧作家从人本体即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生存困境的角度探索和描绘了人类悲剧命运的内在根源;其二,分析了奥尼尔在展示人类悲剧命运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其三,列举了奥尼尔善于采用多种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悲剧性效果的强化,充分体现了剧作家的悲剧创作所达到的美学高度。     

论安娜悲剧的内在因素

安娜的传统意识及其复杂的情感，是安娜走上悲剧道路的内在因素。文章从安娜的追求意识和传统意识产生的社会基础，论述安娜身上的致命弱点；犹豫性、矛盾性、依恋性、软弱性以及对社会认识的幼稚性和对泛伦斯基爱情的盲目性。正是这样一些内在因素，规定了安娜必然走上悲剧的道路。     

小区·爱心·流浪猫

据媒体报道：某社区为几只流浪猫专门召开了协调会，讨论是否应该继续喂养它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因为我们关注的视点已经扩展到与我们同在一个星球上的其他动物及其生存权的问题。与强大的人类相比，小动物们是与生俱来的“弱势群体”。因此，在人类的话语体系中，便有了“任人宰割”这样的词语。如果对诸如此类的成语追根究底的话，那么其词源应该就在于人类对这些弱小生命的“主宰”之上。     

“后供给”管理：走出农村公共产品“公地悲剧”宿命的关键

农村公共产品不仅存在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还存在“后供给”管理混乱与缺失的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后供给”管理的混乱与缺失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公地悲剧”,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历史重复发生,农村公共产品不仅要注重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同时也应该注重“后供给”的管理。乡镇基层政府应该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依托村民、非营利民间团体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等各方主体,形成共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