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梁启超艺术教育思想的价值理性

对艺术教育的考察和实践可以有两个角度,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梁启超强调艺术教育在"新民"、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艺术教育思想虽然产生于极度重视工具理性的历史时期,但却特别强调艺术教育的价值理性内涵。他希望通过艺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反映了他主要从价值理性出发来思考和实践艺术教育的思想。     

"真谛"与"俗谛"的现代会通——印顺的理性佛教观及其诠释学意义

印顺是当代"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代表和理论诠释者,他通过接纳近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创立了人间佛教的研究原则;他会通佛教与现代知识观念,实现了佛教神灵观的诠释学变革;他通过对中观学说的创造性阐发,确立了现代科学思想在佛法观念中的地位.印顺的理性佛教观开辟了佛法理解的新维度,对于现代佛教具有不容忽视的诠释学革新意义.     

论佛教的信仰特征

佛教的基本教义否定了神创论,集中讨论了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佛教忽视神灵和灵魂的存在,注重人生自我解脱的信仰表现特征。佛教在处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和迫求人生解脱的途径方面别具一格,它否定了神的万能,否定神凭其恩典救助世人的观念,倡导一种依靠人的自身觉悟获得解脱的自救论。但是,佛教的本质属性与其它宗教并无二致。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赞赏社会主义学说并赞誉欧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但他并不赞成当时的中国社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此基础上，中国才能最终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的这一理论主张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绝不能轻易地否定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

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样,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这些佛教实践的原因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给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论梁启超政体观的转变

梁启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30多年,形成了完备的宪政思想。他的宪政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政体观,发生了多次转变。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到开明专制,每一次的转变,在当时都会引起一场言论风波;后世的学者更是有不少人探究他思想转变的原因,并做出评价。本文在梳理梁氏不同阶段政体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联系历史背景和国内外政治环境,分析其政体观转变的原因,以求得出客观中肯的评价。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如何获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从对理性的重新阐释入手,提出“交往理性”,以补充“目的理性”的不足,力求拯救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局限于单一的目的理性即工具理性而导致的异化现状。本文主要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论唐宋时期的民俗佛教

民俗佛教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与精英佛教相对应的佛教样态,在经典崇奉、神灵信仰、宗教组织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唐宋时期精英佛教的发展逐渐回落,而民俗佛教的发展则出现高扬的态势。民俗佛教虽然与古印度佛教有继承关系,但是它更多地被民俗生活所熏习,由此产生的佛教充分展现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不同于精英佛教的特点。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观

在19世纪初,国内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新思想广泛传播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最早将民族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并根据时代特点,提出宏扬中国民族主义,以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其民族主义主张对激发近代中国各民族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梁启超英雄观辨

关于英雄的界说，梁启超对传统有所继承亦有所扬弃。在英雄与时势、英雄与民众的关系等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极有启发意义的见解。我们应当对其英雄观具体分析，抛弃其中杂芜、错误的内容，而不应以“英雄史观”简单概括之。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佛教净土观

谢灵运的一生与佛教有不解之缘,作为山水鼻祖,其创作的山水诗精工细致,更独具佛学意蕴,尤其饱含佛教的净土信仰.在他的山水诗中,谢灵运欣悦地表达了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对人生归宿的趋向及悟理之后宁静淡泊的心境.     

论马尔库塞的“理性”观

马尔库塞一生的学术思想都贯穿着对于理性的追求,理性是他衡量当下社会的一个标尺.理性以其同现实社会的"异在"特性,从而对现存社会构成一种批判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对异化现实的拯救也只能依靠"理性"来完成.在马尔库塞这里,理性实际上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价值理性",这是他所称道的真实的理性;一种是"操作理性",这是他所批判的虚假的理性.理性构成马尔库塞学术追求的哲学根源.     

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民说》的内在一致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民说》,在倡导近代进化观、近代民族主义精神、近代国民观念等方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显示出《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说明梁氏企图借新史学灌输近代进取精神、近代民族主义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培养近代新国民,以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     

走向理性信仰的意义世界——康德道德信仰观对我们的启示

信仰是一种对终极价值的关切,康德从理性出发,把信仰建立在理性本身对超验的渴望与追求之上,引导人们走出不敢运用理性的不成熟状态,走向理性信仰的意义世界——人类所建构的超越本体世界,体现自由本性的价值世界。康德的努力对解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迷惘和道德危机、对我们的伦理道德建设都具有直接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