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监督的思考

在分析目前国有企业＂负责人＂监督工作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监督的具体对策。认为,目前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督工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一些＂负责人＂自律意识淡薄,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不高;二是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负责人＂存在重使用、轻管理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三是现有体制下,同级监督不力或者是根本没有监督;四是下级监督及群众监督作用很难发挥。要做好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督工作,必须做好＂四个强化＂：强化上级监督,加大自上而下的监督力度;强化班子监督,加大班子内部监督的力度;强化民主监督,加大自下而上的监督力度;强化制度监督,加大规范权力运行的力度。     

加强一把手监督是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把手监督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所谓一把手,是指领导班子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人。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处于“班长”位置,居于核心地位。任命了一把手的职位,按照规定就授予一把手的权力。一把手权力集中的闪光点是事权、财权、人事权和物权。有了这种权力,就有了在职责范围之内支配别人的力量,这是权力的影响力,又叫硬权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权力,所以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人很多,在这种环境下,一把手极易成为各种势力腐蚀的对象。因此。加强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是十分必要的。     

创新监督 破解难题 努力实现纪检监察工作全覆盖——白下区开展城区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综述

城区基层纪检监察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课题。作为探路者．南京市白下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在市纪委的正确领导下．结合反腐倡廉建设形势发展需要．针对长期存在的独立监督缺位、职能发挥乏力、“一把手”监督难等问题．于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市主城区率先开启纪检监察派驻统一管理试点改革。     

湖熟街道做好非公企业纪律监督试点推广工作

今年以来，湖熟街道纪工委结合本地非公企业发展现状．采取“调查研究与宣传引导相结合：典型试点与推广组建相结合：党建与纪律监督相结合：纪律监督组织建设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等多方面措施．积极推进非公企业成立纪律监督组织试点推广工作。     

四种机制提升行风作风建设水平

浦口地税局通过创新理念．打造品牌，建立了四种机制．进一步提高行风作风建设水平。严格落实作风行风建设工作责任制。要求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作风行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把上级的工作要求传导落实到每一个干部、每一项工作中。健全作风行风监督投诉意见、建议的处理反馈高效机制。实行作风行风投诉处理“红色通道”．由人事监察科负责受理作风行风监督投诉意见、建议，并由各责任部门一把手负责妥善处理解决。     

“一把手”监督:党内监督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就针对党内监督实践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明确了“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不仅是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的重要课题,也是贯彻《条例》要求、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课题。     

对“一把手”用人权监督的思考

＂一把手＂用人权的监督问题是党的干部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也是一个公认的难题。充分认识和深入探讨对＂一把手＂用人权监督的必要性,对新时期＂一把手＂用人权监督的难点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加强＂一把手＂用人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一把手＂用人权监督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把手”是机关作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

党政“一把手”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的核心．负有全面责任．起着关键作用。党政“一把手”既是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机关作风建设的实施、推动者．特殊的地位、作用决定了党政“一把手”必须履行机关作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突出重点、身体力行．抓好机关作风建设。     

加强党员干部监督工作的思考

加强党员干部监督工作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环节。当前党员监督工作还存在监督氛围不浓、权力运作缺乏制衡、监督力量薄弱、监督效力不高等问题。加强党员干部监督,必须增强监督意识、明确监督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完善监督制度、拓展监督空间。     

制度化环境要素与基层政府“绩效拐点”--来自安徽省部分乡镇的经验证据

HalG.Rainey等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提出的“绩效拐点”论对中国基层政府是否有解释力,目前还没有任何经验性的研究可以证明。试图探讨加强基层政府的工作自主权、自主财权、工作监督能否显著改善其绩效。利用对安徽省部分乡镇的问卷、访谈调查数据,从政府内部、外部两个方面的7个维度测量乡镇政府绩效,并运用ologit回归分析检验相关研究假设。结果表明:增加基层政府工作自主权和工作监督能显著改善其绩效,“绩效拐点”论并不存在;但增加基层政府自主财权并不能显著改善其绩效。赋予基层政府更多工作自主权、平衡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对于改善基层政府绩效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责任下沉"不是"挡箭牌"

一段时间以来,上级部署工作任务,总是与下级签订责任状,而且一级级签下去,直到最基层,据说这叫＂责任下沉＂。不可否认这种把责任沉到基层是为了落实的初衷。责任状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手段,上级将工作任务布置给下级,下级承诺全力完成工作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压力传导,相当于下级对上级签了“军令状”,上级给下级戴了“紧箍咒”。     

创新工作机制 推动案件查办工作深入开展

栖霞区栖霞街道坚持“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不断加大对党员干部贪污、受贿、集体资产租赁以及重点工程建设、控违拆违等方面的监督查办力度．在案源梳理和查找上下功夫．在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上下功夫．在发挥办案治本功能上下功夫．不断推动案件查办工作深入开展．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一名基层干部、一名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深感责任大于荣誉。”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党代表梅小强说。身为高淳县古柏镇的一把手、高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梅小强平日里的工作节奏非常快，但他格外重视“党代表”这个光荣的身份。     

“零办案”纪委书记被约谈有何玄机?

“这次约谈让我体会到,作为纪委书记不主动查办案件而带来的压力,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迎头赶上,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华阴市一名被约谈的基层纪委书记说.为了落实“三转”,聚焦主业.近日,华阴市纪委对“零办案”的基层纪委书记进行集中约谈,加大监督、执纪、办案工作力度.     

创建“1234”监督模式 打造阳光审计机关

“质量、廉洁”．是审计的两条生命线。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近年来。南京市审计局党组围绕惩防体系建设主线．突出监督重点,凝聚监督合力,创新工作机制．通过创建“1234”监督模式．让审计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着力打造依法、廉洁、高效审计机关。2010年。通过审计查出违规金额30．45亿元,核减政府投资10．73亿元。向纪检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线索2件．涉案金额1．53亿元．移送其他部门处理4件。涉嫌违纪违法12人。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案件。     

实行分权制衡模式，有效规范领导权力

纪检监察工作室任务是对权力运行重点环节与部位特别是研究“三重一大”时的程序性监督．对于源头预防、减少腐败，及时纠正、制止违纪违规问题。纪检监察室成立后．对近年来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进行调研。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案件占30％以上．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占60％以上。“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中．有80％以上属工程建设受贿等问题．     

程序性权力：“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

“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体现了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脱离于人而运作的监督机制,具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以及数据存证等多种内在优势,进而推动基层监督的路径创新：一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协同监督;二是村干部权力腐败的自动预警与研判;三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高压场域。根据上述基层监督路径的不同特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方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常态化监督、目标式监督与跟进式监督。同时,程序性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风险,可以采取建立备案机制、完善技术监管体制、建立数据反馈与处理机制等办法进行规避,由此确保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的有效运作。     

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技术与组织的互嵌逻辑——以“互联网+监督”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基层腐败没有完全杜绝,基层腐败治理方式改革迫在眉睫。当前,大数据技术推动了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巨变,回答了“技术如何引发组织变革”的命题。“互联网+监督”将技术与治理结合并运用于基层腐败治理,可以直击基层腐败的三大痛点：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监管风险、基层权力末端的监管乏力、熟人社会的干扰困境。在基层腐败治理场域中,基层政府借助“互联网+监督”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为群众直接监督赋权、为政府透明行政赋能的治理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对组织的塑造,也是组织对技术的吸纳,更是人民群众对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三者的高效互动共同推动着基层腐败治理变革。     

八方廉音

玄武区：对“一把手”进行信任度测评，浦口区：在控制违建工作中明确责任和纪律，浦口区顶山街道：强化节日期间党风廉政建设，六合区：切实加强政风行风评议工作，浦口区卫生系统：严防药品商业贿赂.     

从组织边界看政府监督权力的介入有限性与合理延展

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特征决定了用权和制权的有限性,用权的有限性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合理分权,监督权力的有限性则要求中央加大对地方的监督权力。在我国“压力型”政府体制下,如果不能理顺权力监督关系,就会产生监督渠道堵塞不通、信息失灵等监督权力的“有限介入障碍”。由此,文章提出要正确确定政府组织边界、分配政府组织注意力、建立共栖的合作型关系,以共同决策方式克服障碍,对政府组织的监督权力加以合理有效地延展,从而解决惠民政策从目标到结果的不一致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