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中英商约述论

1902年中英商约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建议修订的商约,是中国关税自主运动的先声和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的依据。在此次修约谈判中,中国谈判代表具有了初步的国家主权观念,国家主权和利权略有挽回。同时,这一商约的谈判与签订,反映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朝着"深化"这一趋势发展,"经济侵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巩固和强化其在华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这一变化,反映了帝国主义从形成到成熟的时代进程。     

近代中意《通商条约》的谈判与修订问题

中意两国于1866年签订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为以后两国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中意两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往来亦由此开始。辛丑条约签订后,针对关税自主、平等贸易等问题,晚清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大利进行了长期谈判,最终于1928年同意大利签订了中意《友好通商条约》,有条件地解决了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问题。1949年,南京政府在行将覆灭时同意大利签订了《友好条约》,肯定了中意两国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些商约的签订及谈判对于推动中意两国经济交流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与签订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的枪炮轰开清政府的封闭大门,中外之间从此开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条约制度规定之下的商务交往。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有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的不平等条约、章程和合同,其中商务条款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无力抵抗,唯有乞和。1901年9月7日,十一国公使与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订明:“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其他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由于此项规定,故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止,清政府与各有约国进行修订商约的谈判,实际上参加谈判的有英、美、日、葡、德、意等六个国家,其中英、美、日、葡等四个国家则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这一系列条约是《辛丑和约》第十一款的具体化,补充和扩大了该和约的内容。本文拟对其中最为重要的中英《马凯条约》的谈判及签订作些叙述和分析。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义和团与美国对华政策

义和团运动暴发后,美国舆论既关心美国在华利益,又不希望过深卷入中国事务。美国政府担心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损害其“门户开放”政策。因而,在赔款谈判中,力图维持中国现状,避免被排挤出中国市场;同时,敦促列强一道乘机攫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为此,美国希望列强不要索取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赔款,但它自己却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其后的修改商约谈判中,美国又迫使中国开放东北二市为通商口岸,扩大了在华的商业占有份额。     

论清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具有偶然性和临时性特点,并非完全出于保护商人和发展工商业之目的。促使商业会议公所成立的契机乃当时在沪上举行的中外商约谈判,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具有特殊官僚身份的商约大臣盛宣怀和上海工商界领袖严信厚。该公所存续时长仅两年有余,虽为商约谈判提供了某些咨询作用,在官商沟通方面也发挥了一定功能,但因设立仓促,章程简略,机构不完善,远未能发挥舆论所期望的作用与影响。就其性质而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不同于官办商务局和传统工商各业公所的新式商人团体,但在许多方面又与后来的商会有着明显不同,因而不宜简单地视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商会。     

论清末中英、中美商约中的教务条款

清末新政期间 ,清政府与部分国家修订了通商条约。新修商约中最重要的是中英商约和中美商约 ,它们成为其他中外商约的参照。经过反复磋商与努力 ,清政府将其中有关外国教会在华传教事务的条款也作了修订。本文论述这些条款修改、确定的原因和过程 ,以及修订后的实际作用 ,并对其作出适当评价     

中美关系史上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三次缔约谈判

最惠国待遇条款是近现代中美关系史的一项重要条约内容。从1844年美国通过《望厦条约》在华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经1946年《中美商约》规定双方形式上平等的最惠国待遇,到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中国在美获得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PNTR),在逾一个半世纪中,最惠国待遇问题在两国关系史上打下了三次特殊的烙印。中美就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三次缔约谈判,既是中国对美交往从片面“持平”到平等互惠的历史总结,也是美国对华贸易从“门户开放”到市场开发的历史超越,这段历程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理与势:晚清版权保护政策的两难选择

晚清版权保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清政府处于双重两难选择的窘境.按理当保,而势又难保;从国内义利角度考量当保,而视国际环境又不能保.<大清著作权律>的出台和颁布,与中日、中美商约谈判以及由此延伸的政治、外交胁迫有着密切关系.     

论仲裁的国际化和我国仲裁法律制度的变革

全球化的趋势对于我们国家已经产生了一些显明的或者潜在的影响,这就有必要从各个方面研究其对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意义,当然也包括法律制度的改革。从1999年起,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已经与许多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签订了“入世”的协议,尤其是与美国的谈判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也签订了协议。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贸易领域内最为重要和全面的国际组织,它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在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它必然会对我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就法律层面上来讲,首先,在中国…     

论近代中外首次商标问题谈判

1902年以前,中英两国在对商标的认知和商标法律制度的建构上,差距十分明显。20世纪之初,随着中西经济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英商民之间的商标纠纷问题凸显。为使英国在华商民的商标权利通过条约的形式得以固定,在1902年的商约谈判中,中英之间就商标问题进行了谈判,本次谈判留下了两次重要的会议记录。此为近代中外首次关于商标问题的谈判,而这次谈判中双方就商标问题所达成的部分条款,对中英两国均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英国方面而言,通过条约使中国按英国的要求建立商标法律制度,以将中国纳入业已形成的国际商标法律体系,有利于英国长期占领中国市场及维持竞争优势;就中国而言,中外关于商标问题的首次谈判,对中国近代的商标立法,商标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商标观念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商标法律制度近代化的进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建构方向。     

代工企业“血汗现象”存在逻辑与治理机制的政治学分析

代工企业“血汗现象”是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存在“血汗现象”的代工企业的劳工,生存权是没有保障的,健康权也受到了严重威胁,自由权被剥夺.代工企业“血汗现象”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压制工会和剥夺工人集体谈判权的产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政府庇护和偏袒跨国资本以及司法系统劳工权利保护和救济不力的结果.治理代工企业“血汗现象”,要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保障劳工的集体谈判权,解决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为吸引外资的“逐底竞争”难题.     

“乌拉圭回合”与国际农产品贸易

我国预计在1993年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入关以后,整个贸易和经济将进入一个进出口贸易相对都比较自由的新的国际环境之中。面对这种新的国际竞争环境,包括农业在内的一切产业和企业,既可获得许多难得的机遇,同时,又将受到一些较大的冲击。本文就“乌拉圭回合”的背景、“乌拉圭回合”的焦点——农产品贸易问题、美欧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的重要分歧以及入关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等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一、“乌拉圭回合”的背景关贸总协定自1947年成立以来至70年代末,先后举行了七轮多边贸易谈判。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八轮谈判。这一轮谈判,因系     

评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正>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在他死去后,乃至活着时,世人就给他一顶“卖国赋”的帽子。在解放思想、注重实事求是的今天,笔者认为,“卖国贼”这顶帽子实在难以给李鸿章扣上。本文试就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所作所为,谈谈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主持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的被割占,使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导致了中国财政经济的总崩溃;通商口岸的开辟,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对中国工矿资源的掠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军事冒险的成功,刺激了世界列强的野心,甲午战后,世界各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单从内容到后果上看,《马关条约》确实是一个卖国条约。但问题是能否由此就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者李鸿章称为“卖国赋”!     

试析《塘沽协定》的签订

<正> 《塘沽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华北军事当局)在热河失陷、长城抗战失败、日军威逼平津的情况下,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一项丧权辱国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举国震动。中国共产党及爱国人士谴责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是投降卖国,国民党政府则强调这是“军事停战协定”,是“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以苏息”。那么,《塘沽协定》的签订究竟起于何因?是何性质?当时及现在均无人作过探讨,本文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一)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抗战失败主义是军事方面的原因。“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说过: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对部队训话时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     

香港地区被迫“割让”和“租借”的历史真象(下)

四以军事占领支持外交谈判,用武力逼签“和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惯用手法。首开其端的就是英国侵略者;早在1836年,他们已策划派遣一支舰队,“带着一份拟就的、要清廷签字的条约稿本”侵华。有人指责他们“没有权力去这样做”,他们就叫嚣说:“难道我们却要受国际公法的制约吗?”“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要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这篇彻头彻尾的海盗宣言,暴露了英国侵略者不顾国际公法约束的海盗本性。他们强迫清廷签订的“割让”和“租借”我国香港地区的条约,正是这类不顾国际公法约束的海盗掠     

美帝强使日本和南朝鲜签订“日韩基本条约”

六月廿二日,美帝国主义强使日本佐藤政府和南朝鲜朴正熙傀儡集团,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美国一手策划的“日韩会谈”,已经进行十四年了。最近,美国之所以急于强使日本和南朝鲜签订“日韩基本条约”,是由于随着侵越战争的失败,美国在亚洲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了,因此想通过“日韩基本条约”的签订,一方面维持和巩固它在南朝     

简论一九三六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

1935年冬至1936年11月,国共两党曾进行过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接触与谈判。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段秘密接触的情况,已陆续公诸于世,散见于近几年出版的有关书刊。国共两党,自从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就以兵戎相见。经过了近十年“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何以在这个时候,又欲握手言和呢?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现将这次秘密谈判的     

杭州旗营与浙省光复

1911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起义,次日基本控制省城,只有旗营在负隅顽抗。经过浙江都督府与杭州旗营协领贵林谈判,签订了议降条款,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此后贵林并没有及时、完全地实施议降条款,他违反协定私藏军火被告发后很快被处死。浙江都督府总体上实行了对旗营、旗人的宽松政策,克服了一些地区过激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全省的光复,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