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 ,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明代中期中日贸易简论

<正> 明中期包括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八朝(一四二六——一五六六)共计一百四十余年。这个时期中日两国交往十分频繁,特别是贸易往来,更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中日官方贸易的发展及其内部变化。明代中日两国的官方贸易开始于永乐二年(一四○四年),这种贸易的形式是由明朝皇帝颁给日本幕府“金叶勘合”作为来华贸易的凭据,日本幕府则持这种勘合以朝贡为名进行贸易,故称为“勘合贸易”。勘合贸易分为二期:第一期是在永乐年间,两国进行的这种贸     

“勘合船”与明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明代中日官方贸易的形式是勘合贸易。日本的勘合船多次来到中国,对沟通中日双方经济交往起着桥梁作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两国史学工作者已有一些专著和论文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本文仅就中国文化的东渡谈点浅见。     

隆庆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明王朝从建立到嘉靖末年,一直实行海禁政策。隆庆皇帝即位后,才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也正是在隆庆、万历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地区才得到较快的滋生和成长。本文仅就隆庆开放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作初步探讨。明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王朝和海外诸国的货物交换,仅仅限制在受到严格控制的     

近代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以前,福建泉州与日本冲绳（时称琉球）的交往已很频繁,史称“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乱不安,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政策的情形下,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止过,海上私人贸易仍十分活跃。据《安平志》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商船数十只,直来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上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穹,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①。不仅日本商人大批来华贸易,福州、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赴日本贸易并侨居日本九州长崎…     

略论明后期的中日贸易

<正> 明后期,随着中日两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在中国东南海域,造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因此影响到这时期的中日贸易关系,使其从形式到内容都表现出较明中期以勘合贸易为主体的两国经济交往有很大差异的明后期的许多历史特点。本文即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嘉靖倭患”再议

明代素有“北虏南倭”边疆之患,其中“南倭”为患一度甚烈,前期可举洪武朝,后期则为嘉靖朝。不过,“嘉靖倭患”究竟始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嘉靖二年”说与“嘉靖二十六年”说,不仅存在对中日勘合贸易制度以及当时中日关系过度解读的问题,亦是视明清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观念的进一步固化,并将倭患爆发的原因指向明王朝实施的海疆政策,进而淡化了日本在东北亚海域侵略扩张的史实;“嘉靖三十一年”说则只是关注到了是年倭患爆发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日本方是“嘉靖倭患”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嘉靖三十年,日本大内氏灭亡造成日本国内局势失控、明政府诏准“请宽海禁”造成中国海防废弛,在这样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最终导致了嘉靖三十一年的倭患爆发。     

论明代的私人海外贸易

<正> 综观有明一代的私人海外贸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弘治时为前期。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只能在暗中艰难进行;正德、嘉靖两朝为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商集团;隆庆至明末为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冲破海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明初,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和防备“倭寇”的骚扰,便     

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

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日渐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内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成长几乎同步进行。     

宋日贸易再考——海上丝绸之路东亚贸易圈的形成

宋日贸易是宋朝商人主导的贸易,史书上虽也有往来于两国的日本商人的记载,那其实是宋朝的纲首.所谓"纲首",就是负责整条船上一切事务的人,并且还客串两国的官方使臣.宋商还在日本博多(现日本福冈市内)落地生根,建造了唐房(即唐人街).从出土的陶瓷器中还可以看到多重烧制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这些瓷器常常是刚刚出窑就立刻被运到日本博多,并在日本进行最后加工的.这说明博多不仅是商品流通场所,还是宋朝商人们的营业据点.日本学者把这种贸易叫做"住番贸易".也就是说宋代商人从原来的货船到岸后的"岸边交易"已发展成"住番贸易",使日本九州的博多成为宋人和日本人杂居的贸易都市.宋代的这种民间贸易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

明隆庆帝继位后,在福建漳州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该地部分开放东南海禁.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并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明后期出现了以反矿监、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为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由此可见,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论晚明泉州区域市场与发展的瓶颈

明代泉州区域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沿海区域的城镇化与对外贸易,而泉州城市和泉州山区诸县发展较慢,受惠于沿海区域的动力.但泉州沿海港口因交通问题缺乏广泛的内腹,也因粮食问题受制于海盗活动与朝廷的海禁政策,因而,晚明泉州的发展出现难以穿越的瓶颈,清代泉州发展迟滞,其原因在此.交通与缺粮两大问题在东南沿海是普遍性的,其中关键在于商品生产与市场发展不平衡.     

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士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士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中韩经贸关系发展前景分析

中韩两国是近邻,自古以来,两国之间就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两极体制等原因,中韩两国之间长时间断绝了交往.随着整个国际形势的缓和,中韩两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中共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之后,中韩之间开始发展经济贸易关系,而且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更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目前正以良好的势头向前发展着.     

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初年,清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列商人为四民之一,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出“恤商”,制止官吏对商人随意苛取勒索,废止匠籍制度,松弛手工业生产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增加商品货物的生产与流通,允许一定数量的私盐煎煮与运销,允许运粮漕船揽载商人货物,统一台湾后又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这使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兴起的天津商业恢复了生机,漕运的兴盛,特别是取消海禁带来的海上运输业的活跃,给因河、海运输而发达的天津商业注入了活力,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至清中叶,天津的商业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天津成为沟通南北方、沿海各埠与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商业中心城市,在促进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南明政权对日通好求助政策的形成过程

明朝自嘉靖、万历以来 ,直至崇祯末覆灭 ,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 ,而南明政权对日本改行通好、求助的政策。由前者的断绝交往到后者的通好求助 ,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是在南明时期完成的 ,共分三个阶段 :一、弘光时期 ,这是沿用明朝末年旧政策的阶段 ;二、鲁监国、隆武两政权并存时期 ,这是拒绝交往与通好、求助同时并存的阶段 ;三、鲁监国政权、郑成功及其子孙主持的政权、永历政权等并存时期 ,这是通好、求助政策全面推行阶段。影响南明政权对日态度转变的因素 ,包括总体形势、力量对比的变化 ,当事人的经历和性格 ,以及地域远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