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左传》作者及所记载时间

关于《左传》作者和所载史起讫年代,学术界众说不一,现举代表意见如次:关于《左传》作者,传统以为左丘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刘歆传》均从此说,并断定左丘明和孔子同时代。两汉学者认为《左传》与《春秋经》无关,但仍肯定为丘明所作。汉以后开始怀疑起作者了,认为《左传》并非丘     

《春秋》书名语源考

<春秋>书名语源,有从春夏秋冬中节取春秋二字的"错举说",有保持传统仍称一年为春秋的"传统说".考三代历法,夏有冬夏而无春秋,商有春秋而无冬夏,周因夏商而置四时.三族之中,商人是最早使用成熟文字,最有文化,最早有典册的民族,周初鲁国史官当由商人担任,故其著史书,当因商人历法传统而名<春秋>,后孔子、墨子、左丘明等东鲁儒生,均因商人历法传统和鲁<春秋>历史传统,袭用旧名."春秋"成为史书通名,虽与孔子<春秋>、左氏<春秋>有关,更与鲁<春秋>、商人历法传统和历史传统乃至整个殷商民族的先进文化密切相关.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百国《春秋》佚文考

墨子说见过百国<春秋>,但墨子之百国<春秋>散佚.本文根据战国和汉代典籍及出土文献,共考出孔子<春秋>之外春秋时诸侯国<春秋>二十三则.据这二十三则佚文,知孔子<春秋>标题式记事只是春秋时历史散文的一个特例.春秋时的历史散文百国<春秋>叙事已具备了<左传>的主要特征,叙事比较细致,有场面的描写,而且言事兼记,只是不及<左传>那样具体.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沐、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左传》的性质之考辨

<左传>初名<春秋>,又名<左氏春秋>,是先秦诸多春秋学著作中的一种.<左氏春秋>的撰作不为<春秋>义理,不归属于孔门,其史事在战国至西汉各类子书中屡被征引.终两汉之世,学者屡引<左传>史事以谏,都未及<左传>的义理.从<左传>的最初撰作与初期流传来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类著作,它不是作为经书,而是作为史书被人所重视的.     

《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问题——兼与杨伯峻商榷

《左传》的作者是谁,自汉司马迁始,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但至今尚未得出满意的结论。这里就历代争议的情况先作个简单的介绍。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主张左丘明传《春秋》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按: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刊载徐仁甫先生《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一文,认为《左传》的作者“决不是春秋时的左丘明,而是西汉末刘歆托之左丘明的”。本文就自己所见,与徐仁甫先生商榷。     

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考述

<易林>与<左传>之时代相隔遥远,性质截然不同,但两者均涉及到灾异.<易林>原为占筮之作,其作者本长于灾变之说.于是,<易林>对<左传>灾异大加引用便不难理解.在考述<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的基础上,分析了作者援引<左传>、畅谈灾异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

孔子作《春秋》非“春秋经” ,乃“春秋传”即《左传》蓝本。孔子后半生主要从事于此伟业。其“厄陈蔡”“过郑”“适楚” ;读《易》序《书》等等 ,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说《左传》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已《史通》对《左传》评论说:“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传说《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谁?两千余年来,众说纷纭,到今天还是个悬案。《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著,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国语·越语下》作时献疑

此文针对<越语>不为<史记>所取,故作于其后的说法,指出<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对<越语下>主要部分几乎全文照引,说明至少司马迁时代<越语下>已经成篇;针对"<越语下>记年与<左传>不合"的说法,此文对王引之的观点进行了细致考辨,认为王氏对韦昭注的理解有偏差;针对<越语下>文体风格及思想流派与<国语>不类的说法,此文指出这不能作为<越语下>晚出的根据.总之,<越语下>当是战国前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