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

梁启超与鲁宾逊分别于1902年、1912年发表<新史学>.两者提出的"新史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仍掩盖不了二者本质上的差异.由于二者身处的社会背景、学术氛围、个人身份的不同,尤其是近代中国史学落后西方主流史学潮流,导致了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的本质差异.     

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梁启超论史家四长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同时又是个史学家,是中国从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转变的第一人,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拓荒者、创始人.梁启超竭力提倡历史进化论,竭力推崇并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大胆地批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旧史学,号召史学界革命,以新思想界的陈涉自居.由于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撰述了大量的史学著作,梁启超对于史学领域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如史学思想、史学体系,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而对史学方法,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对史学建设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这里专门介绍梁启超的论史家四长.     

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以E&#183;P&#183;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罗家伦与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

在中国近代史学趋于“科学化”的过程中，罗家伦从史料的搜集与编纂、近百年中国通史的撰写以及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等方面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研究实践对于促进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略论梁启超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梁启超不仅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的转型 ,而且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乾嘉学派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对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考证与整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其历史文献学思想会通中西 ,既充分吸纳了学术界的新思想、新方法 ,又继承了乾嘉史学在文献整理上的优良传统。考证的目的是为信史进而为良史的产生创造条件 ,这是梁启超历史文献学思想的最大特色。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指导历史研究的实践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国初期,毛泽东通过编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籍、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人以深刻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范例,对我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毛泽东的史学思想进行回顾与总结,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史学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

《易经》是哲学,是自然哲学、社会哲学与人生哲学。《易经》乃中华文化之源之本之根,《易经》乃生变中和之道,《易经》乃顺逆进退、利弊得失、存亡生死之术,真正能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首唯《易经》。对《易经》,我们应破除＂五个误区＂,树立＂五个新理念＂,即＂五正＂：正名、正位、正源、正本、正意。对易文化,我们应继承、创新、丰富、发展,实现《易经》＂四化＂：时代化、科学化、通俗化、世界化。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 ,深刻地影响着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 2 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 2 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 ,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 2 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史撷要及其历史启示

本文从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分期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史进行了考察。哲学的繁荣可以促进科学的繁荣 ,哲学的凋敝也容易压制科学的创新 ;哲学的发展与科学的发展在历史上往往是耦合的 ;哲学与科学的分离容易导致哲学的畸形发展 ;科学脱离哲学将缺乏指向性和方法论指导     

诺贝尔科学奖与我国科学文化建设——来自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感悟与思考

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与人文文化相比,科学文化一直受到抑制或忽视,致使科学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弱项。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到近代的洋务运动,国人主要从物质功能片面看待西方科学,致使中国科学文化建设始终进展缓慢。直至“五四”时期,先驱者们才对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深刻体认,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的目标仍未能实现。今天药学家屠呦呦喜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项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成就,为我国科学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重大历史机遇。     

对历史评价问题的反思

热衷于历史评价是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的传统,也是今天史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从19世纪以来历史学科学化的倾向和历史科学构成要素的分析中可以透视出这种史学传统既容易歪曲事实,又无所谓科学的方法,更没有追求文化原理和规律的崇高目标,只是一种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的实用手段,与科学的规范和精神相去甚远。从学科性质来讲历史评价并非科学问题,只有对历史评价问题的研究才能算上科学。作为历史学中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有将其划归人文的历史学,从而可使科学的历史学名副其实。     

科学精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属性

科学精神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属性。从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成人文社会科学有其逻辑的必然,内在动因是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科学精神的成长。现代科学精神促成人文社会学科的科学化,使其具有越来越高的客观性和理性,在方法论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科学存在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可能。     

论近代自然科学对经济学形成的影响

近代科学革命对古典经济学的建立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间接地 ,自然科学关于规律的思想为经济学的形成从思想上做了准备 ,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世界万物运行存在着规律 ,二是规律能够为人类所把握 ,三是规律的形式符合美的原则 ;直接地 ,自然科学的发展远比经济学要成熟 ,为经济学科学化的目标提供了可供模仿的典范。     

刘知几对《史记》体例的研究

刘知几肯定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是中国史学最基本体裁,称颂其伟大贡献,但更多的是对体例的批评;本文认为这些批评大部分是值得商榷的,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析上有一定道理,而在带有宏观性的问题上其批评却往往是错的。     

王鸣盛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