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     

荀子修身论简析

<正> 儒家讲修身,导人循礼。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厘正视听言动,“日三省吾身”,意在戒除违礼之事和违礼之念。荀子亦然。他说:“君子久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学至乎礼而止矣”。(同上)孔荀谈修身,一以遵礼为鹄的,然上溯修身之途,二人歧见颇深,不可不辨。孔子时代,礼崩乐坏,违礼之事频仍。然旧礼影响尚大,令违礼者不敢小觑,在具体做法上仍不得不做一些遵礼的表面文章。孔子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政     

《天问》是一首讲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提纲式诗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天问》的写作背景和目的,王逸说得很明白:“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序》)。王逸以为《天问》是屈原放逐后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     

封建

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珍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至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王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役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徒徒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起而亡泰。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并力于胡,即秦不以胜、广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当不下于胜、广,彼秦王岂得已而为之乎? 是故汉之天下,非武帝远略破碎其种落,使十世之后不能复振,则怀、愍之祸不在易     

《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新解

《九歌·东君》曰: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论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举长矢兮射天狼”是这几句诗中最为关键的一句,王逸注曰:“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日为王者,王者受命,必诛贪残,故曰举长矢,射天狼,言君当诛恶也。”洪兴祖补充其说,引《晋书·天文志》“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认为“射天狼”即指“日诛恶”之意。 此后历代楚辞学者对于“举长矢兮射天狼”一句的诠释,皆从王、洪二氏之说。如蒋骥曰:“天狼以喻小人。射之者,恶其因日入而见也。”袁梅也说:“古代传说,天狼星王侵掠,是恶星,弧矢星主备盗贼,是善吉之星。本句意谓:举起我长长的利箭,射那侵掠为恶的天狼。(说明日神为民除害的意志。)”     

喜读张忠义新著《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逻辑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张忠义教授近年来发表了几十篇有关中国逻辑史和因明方面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读了忠义新著的《中国逻辑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出版）一书，更使人感到欣慰。我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都有许多独到之处，具有明显的特色。一、不泥旧说，创见颇多“变项”是逻辑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在《中国古代逻辑中变项与常项》一文中，从纵的方面说明“彼”、“此”等确实具有逻辑变项的性质，而且从横的方面与西方逻辑、印度逻辑作了比较，指出在人类逻辑思维发展初…     

中国传统修辞学美学旨趣二题议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的种种美学追求中,崇尚自然之美是独具风流的一种。几乎从道家创始时起,顺应自然之道就成为语言运用的一条“原教旨”。老子在语言美学上重自然,为无为的思想,在庄子的修辞论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庄子认为,“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说话总是有其内容的.但“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他在《缮性》篇里说得更为明白:“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天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既然“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就成了庄子语言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庄子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     

“赋、比、兴”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最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创作经验而提出的一组概念。最早见于《周礼·春官》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颂”。又见于《毛诗大序》 ,但有所不同 ,《毛诗大序》改称“六诗”为“诗六义”。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说 :“风、雅、颂者 ,《诗》篇之异体 ;赋、比、兴者 ,《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 ,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 ,成此三事 ,是故同称为义。”理学家朱熹也认为 ,风、雅、颂是“三经” ,是“做诗的骨子” ;赋、比、兴…     

論司馬迁的史笔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外古今许多学者推崇和学习,是与其优良的史笔有密切的关系的。 (一) 史笔的优劣高低,首先是能否写历史真实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素有“实录”之称。《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马迁讲这些     

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

《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1期有两篇论文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在我国首次介绍,与史料有出入,现订正如下。一是丁守和同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说:“在中文报刊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名字的,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它发表的《大同学》一文就曾提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笔者注:《万国公报》原文是“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原文是“客”)思,主(缺“于”字)资本者也。’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二是胡培兆、林圃同志《〈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文提到     

朱子与退溪、栗谷的道心人心说之比较

道心、人心之辩,乃朱子学之精髓。朱熹认为,道心人心之说是圣人尧舜相传之“道”。“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这十六字密旨,出自《尚书·大禹谟》,理学家以此为“正眼法藏”,也受到朝鲜朱子学双壁退溪和栗谷的关注和重视。朱熹所谓的“心”,是一个主体性的范畴。从性质上说,既是认识器官的物质之心,又是“存心养性”之心;从功能而言,既能“心统性情,”又能“心兼体用”。前者朱熹又分为“一块血肉之心”与“潜天潜地之心”,以及道心与人心之别,后者则有“未发已发”和“心体情用”之异。《朱子语类》记载: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某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耳。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一块血肉之心,是乃神明升降之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器官、感官;心又并非只是血肉,具有“潜天潜地”的内涵,“所谓心者,是把个潜天潜     

诔辞初探

中国古代祭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诔辞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诔辞,又称诔文,简称诔,它是古代祭文的一个大类。《周礼·春官·大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郑《注》:“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左)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郑《注》:“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     

《礼记》之正名与中国姓氏文化之关系

姓名 ,仅仅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符号吗 ?《礼记》言 :“名者 ,人治之大也 ,可无慎乎 ?”故姓名学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历史中同具体的历史人物已形象化了 ,当姓名代表着人的存在时 ,名字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了 ,而中国古代之姓氏一开始就与治国安邦相联系 ,故《礼》之为定名之法曰 :“不以国 ,不以官 ,不以山川 ,不以隐疾 ,不以牲畜 ,不以器帛” ,所以如此者 ,诚如《左传》之言 :“以免以国废名 ,以官废职 ,以山川废主 ,以牲畜废祀 ,以器帛废礼。”姓氏者人伦之纪 ,文明之根也《广雅·释亲》曰 :“姓 ,子也。”王念孙疏证 :“姓者…     

释出

出字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很习见的字,《说文解字》训为“进也象草木益兹上出达也。”我认为许书训出为“进也”恐非本义,有重索本义之必要。 出字金文写作　,石鼓文写作　,皆从止。龟甲文则写作　,亦从止。又金文多以　形变作　形,因而随　形而诘曲作　,秦篆遂作　。许慎沿袭之,遂误释为“象草木益兹上出达也。”古文中凡从上之字皆与脚或行走有关,此乃足形,不象“草木上出达”形。古出字实从止,止(　)象足形。　象穴屋形,足趾已露于穴屋之外,所以就产生了出入之出义。又《字汇·入部》下云:“出之反也。”可见出、入互为反义。 　要正确解…     

逻辑的观念与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两个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逻辑学”是国内逻辑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其中,“没有逻辑”说还分为绝对论者和相对论者:绝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任何形式的逻辑;相对论者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但只有非形式逻辑。之所以学者们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由于双方对什么是逻辑有不同的理解。在进行中西逻辑学比较之前,首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逻辑观念,因为逻辑观念是逻辑理论得以形成的基础。     

散点透视星新一微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星新一(1926～)作为风格独特的微型小说作家,在日本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短小精悍,多为“千字文”,风格明快新奇而又犀利深刻。至1983年10月止,他所发表的微型小说篇数,已经突破千篇大关,可谓“世界之最”。当然,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致力于微型小说创作的作家,并非毛凤鳞角。古代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近代俄国契诃夫的《一个小公务员之死》,近代美国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     

颜元思想简论

对于清初进步思想家颜元,当时和后代人都曾有过很高的评价。比如,他的大弟子　李　　曾说:“先生(颜元)之力行。为今世第一人;倡而明圣学,则秦后第一人。”(《习斋年谱》)他的另一个弟子王源曾称赞他“说尽后儒之弊”,“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笔。”(《颜氏学记。卷八)近代的梁启超更称赞他对旧的学术派别“一切摧陷廓清之”,“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从古及今未有其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些评语有的虽不免稍有夸张,但却反映了颜元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独树一帜的特点和那种勇于批判的精神。颜元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很…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成语“一问三不知”试释

成语“一问三不知”,不见载于《辞海》(一九七九年九月版)、《辞源》(一九七九年版)及《汉语成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一九六四年版),惟于《辞源》及《辞海》增补本(语词部分)载有“三不知”的条目,其释意虽已溯及其源,然仍欠完备。“一问三不知”,是妇幼皆知的口头禅。然辞书无载,或是因其太俗,不堪登大雅之堂,或是编辑的疏漏?恕我见闻谫陋,爰在治学程中,缀辑旧闻,今愿借贵刊一角,试释其意,冀补辞书之遗,以飨读者。“一问三不知”——《红楼梦》五十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