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和秘书处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承担重要任务。它们解决国际争端具体行动步骤主要有:建议、调查、斡旋、调停、调解和利用其他联合国机构或区域性国际组织。通过联合国组织解决国际争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组织机构本身正在为完善这一新的解决国际争端途径作出努力。     

试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原则

本文论述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律原则的提出、确认和发展过程，着重分析了这项原则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友好往来与合作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国际争端之和平解决新论 ——一个跨文化交际的视野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既是国际法上所要恪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然而,在国际法的实践中,各国在和平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国际争端方面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国际争端或冲突各方没有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深刻理解关于国际争端或冲突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歧异或冲突所致。因此,各国只有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使得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各种争端或冲突得以顺利的解决,从而达到各国和平共处及友好合作的目的。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张学良被囚禁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端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端纳，一个外国人，以他特殊的身份，三进三出西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斡旋与调停剖析

斡旋是狭义的调停,调停是广义的斡旋。作为国际争端解决中的非法律性第三方介入方法,调停在其活动的承担者的职能、运作方式和作用等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它的成功与否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     

宋氏兄妹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张、杨二将军和宋子文等国民党人的。“不谋而合”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和平解决。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本文欲对宋氏兄妹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谈谈看法。众所周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了和平解决事变,营救蒋介石,曾力排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讨伐派”的重重阻难,亲赴西安,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当然,首先由于他们是蒋介石的妻子、姻亲,不得不为蒋介石的安全脱险着想。同时也要看到,他们也是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国际争端解决中的斡旋与调停剖析

斡旋是狭义的调停，调停是广义的斡旋。作为国际争端解决中的非法律性第三方介入方法，调停在其活动的承担者的职能、运作方式和作用等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它的成功与否受到多项因素的制约。     

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的历史演进

以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为里程碑,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经历了一个由强制方法向和平方法的转变过程。因为战争、国际组织、非殖民化运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以来政治和法律的争端解决方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方法更是经常、普遍地得到适用。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国际社会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完善这些方法,包括政治和法律方法在内的和平的争端解决方法正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演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准则

国家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和分歧 ,关键在于选择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解决。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最基本的准则 ,也必然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准则     

“一国两制”与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

１９９９ 年１２ 月２０ 日,我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继香港回归祖国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澳门问题是中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将使“一国两制”理论的成果更加丰硕。澳门顺利回归,洗刷了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这对于保持澳门的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振兴中华,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的历史演进

以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为里程碑,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经历了一个由强制方法向和平方法的转变过程。因为战争、国际组织、非殖民化运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以来政治和法律的争端解决方法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方法更是经常、普遍地得到适用。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国际社会越来越迫切地期望完善这些方法,包括政治和法律方法在内的和平的争端解决方法正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演进。     

论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

本文回顾香港问题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分析香港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因素，总结“一国两制”理论在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用自己独创的“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港澳问题,也必将以这种可行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一) “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出发点,从台湾问题开始,并在“一国两制”的总方针下对台湾的政策比对香港更为宽厚、更为灵活、更为特殊。这样,就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杭日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因素有：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计为重,从中协调。二、蒋介石被迫反省,改弦更张。三、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无私无畏,肝胆相照。四、宋氏兄妹从中斡旋,入情入理。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促成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方面,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是不可能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解决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为坚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进行艰巨斗争的历史事实,着重论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分不开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发展。(一)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是蓄谋已久的。1929     

中国与联合国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联合国宪章》于1945年6月26日通过后.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中国还被公推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国民党政府沉溺于内战,致使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有名无实。新中国成立后的22年中,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占据。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