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內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級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     

关于典型的共性问题

典型,是充分共性和鮮明独特个性的高度統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充分共性只有通过鮮明独特的个性表現出来,才是典型。那么典型中的“共性”,包含什么內容呢?吳調公先生認为“典型的共性不等于阶級性”,阶級性仅仅是“共性的主要內容”?胰凑J为,在阶级社会里,典型的共性,就是它的阶級性。除了阶級性之外,绝没有什么純粹的个性,或超阶級的人性,或者民族同性或国民共性等等。周天先生在《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辯証统一》一文中,对共性即阶级性这一論点,作了較好的論述。并批評了超阶級的个性論。周天先生說:“在生活中,純粹的个性是沒有的……个性只是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体会

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如工人阶级內部的矛盾,农民阶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級之間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虽然就性質来說,同協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各有不同的具体內容。要解决这些性質相同的矛盾,必須采取同一的方法,即团結——批評——团結这一正确的方法,但因为各有不同的具体內容,在运用这一方法的时候,又必須根据矛盾的具体內容,把这一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工人阶級內部的矛盾,不同于知識分子內部     

文学艺术的风格和阶級性——与力揚同志商榷

文学艺术的风格是否有阶級性?力揚同志在“詩国土的百花齐放”一文中,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我們不能把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同阶級立場問題等同起来,认为某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某一种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而另一个阶級的作者必須而且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艺术上的每种形式和风格,不仅被社会各个阶級所利用,同时它們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还会跨越若干种社会形态而存在。…………这些情况和事例,都說明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是不可能說它們有什么阶級性的。当我們在討論着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的問題时,是不应該輕率地牵涉到阶級立場問题上去的,……”以上的引文已經可以說明問題了。那就是說,艺术上的形式和风格都是沒有阶級性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文艺界在一些文艺理論問題的討論中(例如現实主义問題、历史剧問題等),或在剖析文艺形象的爭論中(例如《阿Q正传》、《金沙洲》等),都涉及甚至归結到对典型問題的不同理解。为了进一步对典型问題作广泛深入的討論,現将近几年来关于典型問題的討論进展情况結合个人的認識作一概述,供大家参考。关于典型与共性典型的共性問題探討最多。原因在于資产阶級“人性論”在这个問題上提出挑战,需要給予反击。同时,典型的共性关系到形象內容和作品思想,关系到对整个作品的評价。批判“人性論”,肯定了典型的共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阶級性。由此要解决的新問題是:每个形象都具阶級性,典型形象在阶級性上有否特殊規定? 有人認为,典型的共性是阶級性的最集中、充分的表現,典型是阶級的代表。这类意見需要排除的困难是:①最集中、充分地表現阶級性,是否就是典型的共性等于某个阶級的全部阶級性?如果等     

略论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話》的“引言”中,毛主席在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和第一位的工作問題之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学习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思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在談到学习社会的时候,毛主席又說:“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說,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級,研究它們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內容和正确的方向。”     

駁南共綱領中关于現代資产阶級国家是超阶級国家的謬論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綱領。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对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的纂改,所謂資产阶級国家是超阶級国家的論調便是这种纂改的具体內容之一。 南共綱領修改后的草案宣称:資本主义經济职能的国家化,使資本主义发生了巨大     

关锋、林聿时不同意刘节等在孔子研究中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分析方法

《文史哲》1963年第1期发表了呂振羽和关鋒、林聿时在山东孔子学术討論会上的发言。关鋒、林聿时的《关于孔子思想討論中的阶級分析的几个問題》一文,着重談到了当前在研究孔子思想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实貭上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的阶級分析和历史主义的傾向。关鋒、林聿时认为,刘节先生的《孔子的“唯仁謝”》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分析方法。他們說,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

(一) 太平天国革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特别是它以拜上帝会的名义倡导革命,这是一項不容忽视的特点。如何估計太平天国革命中宗教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来理解拜上帝会教义和革命思想的关系?如何来認識拜上帝会和基督教的关系?这都是些重要而复杂的問題。这些問題牵涉到总結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訓,牵涉到我們对农民战爭和宗教问题的認識。西方資产阶級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对太平天国的宗教問題有着形形色色的看法。有人說:它的宗教“內容溯源于耶穌教”,但“它是极端中国式的”。又有人說:“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基督     

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关于孙恩、卢循起义的性质问题

东晋末(公元399-411年)孙恩、卢循所領导的战爭,它的性貭問題,目前还是众說紛紜,沒有定論。有人把这次起义看作統治阶級內部的斗爭,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一孙恩、卢循所領导的战爭,从当时的阶級关系和历史条件看,应該是农民战爭。列宁关于战爭問題,曾提出这样的基本原理: “我觉得,在战爭問題上,人們常常忘記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說是空洞无謂的爭論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問題,即这个战爭具有什么样的阶級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我们和张启城的根本分歧

張启城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无論是音乐、美术、文学……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具有强烈阶級性的作品,阶級性比較薄弱的作品以及沒有阶級性的作品。”我們認为:作品中阶級性表現的形式或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古典作品中。但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們和張启城是有根本分歧的。張启城認为这是由于“作者表現的对象有所不同”的緣故:“有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阶級內容”,因而“其表現的作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另一类表現的对象如一般的离情別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描写这类“对象”的作品就“没有阶級性”或“阶級性此较薄弱”。对这一謬誤的說法,我們从下面四点来談: 一、作品的阶級性决不是由“作者表現的对     

評馮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論的一个新說法

馮友兰先生最近在《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上,对自己的“普遍性形式”理論作了一个重要补充,說无产阶級也把自己的思想說咸是全人类的思想,即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過性形式。这种說法,在馮先生体系里,虽說邏輯一貫;但在我們看来,卻很奇特。因此愿意提出来討論一下。(一)     

戊戌变法与维新派的对外态度

1898年6月11日清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国是詔”,这是变法的开始。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垂簾听政,送是变法的結束。在这一百零三天期間,光緒帝曾經頒布了二百来条上諭。这些上論实質上体現着中国资产阶級改良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从这些上諭的內容和范围上来看,几乎可以說全部是关于中国內政的改革的,基本上并没有涉及对外問题。但是从某几条上諭来看也已經透露出来維新派对外态度的端倪。首先是“教案”問題:“教案’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传教士和教会的压迫而爆发的羣众斗爭。这是中国人民直接地对帝国主义分子給以应有的惩罰,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熖泄穆虬旆饨ńy治阶級一向是投靠帝国主义的,他們对人     

北京大学教授馮友蘭先生应邀来長春講学

我国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馮友蘭先生,应我校邀請,于八月廾日开始在長春作了为时半月的講学。 馮友蘭先生先后講了三个題目,第二个講題是“先秦哲学发展的阶級分析”。在这个講題中,他詳細論述了我国先秦时期各个哲学派別的基本思想傾向和阶級属性。第二个講題是“秦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阶級分析”。首先,馮先生認为,中国封建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