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初探

邓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造。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文试图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作些研究。 1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而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方法。他的著作没有一篇是专门讲哲学问题的,然而每一篇又都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提出问题和说明问题的。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认识客体的整体性

在《哲学研究》1984年第十期上,我曾经发表了拙作《科学认识的整体性原则》。为什么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这一原则的客观依据是什么,这是关系到这一原则能否成立的大问题。黑格尔曾经指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原则,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完全取决于我们要认识的对象本身的性质”。科学认识的整体性原则就是这样,它是以科学认识客体的整体性为客观依据的。因此,论证科学认识客体的整体性,对于我们理解和运用科学认识的整体性原则,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唯物论是地方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

立法是国家机关依照其职权。通过一定程序制定行为规范。表达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与愿望的一种主观意识活动,从哲学上来说,是一种主观反映客观的意识活动。     

研究作为完整体系的社会的方法论问题

作者安季波夫指出,哲学的方法论职能在于用哲学分析的方法建立科学的真实形象。有两种提出方法问题的观点,即内在的观点和外在的观点。在第一种情况下,方法论研究是了解在哲学基本问题范围内解决科学认识问题的方法的组成部分。在第二种情况下,     

哲学的方法论职能和科学理论

作者西马诺夫分析了哲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实现方法论职能的机制和形式。并特别突出在科学认识中实现哲学的方论职能的规范-调节的、预测的和建设性的形式。哲学的方法论职能,是在同生产、经济和社会实践的需要有关的哲学知识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起来的。“方法论职能反映了基本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初探

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根源上说,主要是由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变革和重建引起的。关于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改革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收效甚微。进入新的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了旧的框架和视野,逐渐走向自觉,尤其是教学与研究方法上的自觉。高度决定着视野。为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更高的制高点,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最终目的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试论创立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原则

当代中国哲学,已成为哲学界引人瞩目的重要研究课题。但是,什么是当代中国哲学,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固然与它所涉及的现实内容的复杂性有关,也与研究它的方法论问题相联系。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哲学,主要是从哲学的功能上进行考察,具体指社会主义建设一般规律的哲学总结。就时间范畴来讲,包括从五十年代开始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但其内容,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化建设实践经验一般规律的哲学概括。它是当前改革实践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因此,它在总结、概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鲜经验时,必须坚持自己的方法论原则。     

论信息哲学对科研成果评价的方法论意义

科研成果的定量评价方法与定性评价方法是目前国内外通行的两大科研评价方法.论文认为,信息哲学从信息中介与信息构建的角度分别为定量评价方法与定性评价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科研成果评价具有方法论意义.通过论述信息中介说对间接指标评价方法的指导,提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科研成果综合评价方法论;深入分析信息构建说与主观定性评价方法之间的关系,认为追求主观定性评价的客观性,实际上指的是评价主体间的一致性,并提出基于信息构建来解决主观评价方法合理性问题的假设前提.     

对电视纪录片的哲学思考

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同样需要哲学思维的指点和哲学精神的关照。在纪录片的创作中,真实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纪实是对真实的本质反映;一部成功的纪录片,应当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应当是主观表达,客观纪录;表现与再现是对应于主观与客观的一对哲学命题。纪录片的真实性决定其在创作中必须要表现,而纪录片中的再现则是表现的一种形式。     

邓小平哲学方法论原则研究初探

研究邓小平哲学方法论原则主要应该从应用哲学的角度,从邓小平理论体第和内容的高度,以及从邓小平哲学和毛泽东哲学的比较中来研究     

试谈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方法论

《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的主要著作之一。它不但在理论上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是如何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以及费尔巴哈如何成为“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等重大问题,并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史和最基本的原理,而且更主要的是,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运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辩证科学方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通过由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由     

对电视纪录片的哲学思考

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同样需要哲学思维的指点和哲学精神的关照。在纪录片的创作中，真实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纪实是对真实的本质反映；一部成功的纪录片，应当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应当是主观表达，客观纪录；表现与再现是对应于主观与客观的一对哲学命题。纪录片的真实性决定其在创作中必须要表现，而纪录片中的再现则是表现的一种形式。     

简单性原则的客观依据

简单性原则在科学认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简单性原则的客观依据是自然界的简单性与认识过程的简单性。但是，无论是自然界的简单性，还是认识过程的简单性，都是客观世界中诸多对立统一中的一个侧面，由此便决定了简单性原则只能是具有相对意义的科学方法论的原理，而不是理论与假说的真理性标准。     

论陈云的哲学思想及实践品格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升华中逐渐形成的。其哲学思想的实践品格,从精神特征方面看,表现为一种应用哲学,一种知行合一、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其价值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了三个具体化: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具体化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具体化为政策与事实的关系,把政策与事实的关系具体化为“上”、“书”与“实”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范畴的重读

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范畴,关键在于把握实践的世界观意义.实践的世界观意义集中体现在世界的二重化上.世界的二重化首先体现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分化,实践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分化与统一的过程中,又同时形成了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分化与统一,实践同样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论物权关系中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应该包括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主观诚信是行为主体对自己以及与其相关的相对人行为符合法律或具有合道德内容的个人确信或信赖。客观诚信就是要求主体依法行事。诚信原则对物权关系中的物权行为制度、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和占有制度都起到了指导作用。     

哲学、方法论和科学相互关系中的某些迫切问题

在科学知识日趋结合成统一整体的条件下,符号逻辑、符号学、模拟、系统研究以及传统的认识方法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流派的思想和方法在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在某些基础科学中出现的一般认识方法和在边缘科学中出现的一般科学方法都要求深入认识这些流派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与科学辩证法原则的相互关系。因此,方法论的问题成为打着“科学哲学”旗号的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等的注意中心。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实体性倾向

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哲学.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西方古代理性,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理性,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客观理性.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的客观理性逐步演变成主观理性,如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又实现了客观理性.但无论是绝对主义的主观理性还是相对主义的客观理性,都具有实体性的特点,并存在着理性高于非理性以及二者的二元对立倾向.     

论问题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认识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问题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情况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本文拟就问题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一、问题概念问题是反映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的思维形式,它是已知与未知的对立统一体。任何问题都包含疑问因素、未知方面,这是它的主导方面,也是它区别于概念、判断等基本思维形式的标志。表达各种疑问因素的疑问词的含义是不同的,从而标志出问题的不     

论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中的适度原则

一、适度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写道“‘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1332页。下引该书均只注页码)过去,人们习惯地把“胸中有数”看成具体的领导方法;近几年,有的论者虽把它提到哲学原理上来认识,但仍没有体现出毛泽东哲学的特色;本文认为,应把它作为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的一条重要原则来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