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说诗歌的"兴象"特质

作为盛唐诗歌特质的"兴象",它所追求的是情景交融的诗境.或以自然意象表现刚健精神,并使两者有机交融;或融情入景,兴在象外,亦即追求韵味.而作为初盛唐过渡时期的诗人,张说有一部分诗歌已初步具备了盛唐诗歌的特质.他为诗歌由初唐过渡到盛唐,在创作实践上起了铺垫、导向的作用.     

浅谈唐代的"曲江"诗

曲江是唐都长安的一处胜景,它的盛衰与唐王朝的兴亡几乎同步,唐代诗人为它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在这些"曲江"诗中,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曲江当作盛唐时期那段辉煌历史的标志,赋予了曲江特殊的情感色彩与文化意蕴.     

刘希夷历史地位重估

盛唐之音骨力遒劲、兴象玲珑、神采飘逸、平易自然四项内涵,在初唐近百年诗歌发展历程中逐渐积累,众多诗人各有贡献,而刘希夷是唯一同时兼备这四种风格的诗人,这使他成为初唐诗发展的总结者。他以实际诗歌创作,预示着盛唐之音即将到来。     

盛唐气象

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这全盛并不是由于量多,而是由于质高.当然盛唐比起初唐来,诗的数量是较多的,但是比起中晚唐来,它却是较少的.以全唐诗所收的情况来说,除五代及生平不明的作家(这些人一般的作品也都很少)外,初唐诗人约为二七○人,作品约二七五七首;盛唐诗人约为二七四人,作品约六三四一首;中唐诗人约为五七八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谈杜甫诗歌创作的"苦吟"风尚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的一种特有诗歌现象,体现了诗人的生活之苦、思想之苦和作诗态度之苦.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注重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诗歌遗产,使其诗歌显现了"牢笼百代"的特征,并重视诗歌创作的"求新",因此诗作新句纵横,而强烈的诗歌创新精神使其崇尚及注重格律的"苦吟"式作诗方式,"苦吟"风尚垂范后世,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苦吟"流派.这与其人生经历、由盛唐向中唐转折的时代风气有关,更与其对诗歌艺术追求卓越的创新理念有关.     

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心隐”

通过对盛唐隐逸诗人的"真隐"和中唐隐逸诗人的"心隐"的剖析,揭示出盛唐、中唐隐逸诗人走的是一条由"真隐"向"心隐"逐渐泛化的精神之路.     

袁宏道与吴地人文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任吴县令,万历二十五年,再历游吴越.作为一种较成熟的文化类型,吴地人文相当程度上改变着袁宏道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重塑其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在批判接受吴地人文的基础上,袁宏道形成纵情适意的文化品格和"独抒性灵"的诗歌观点.袁宏道与吴地文士在"性理"和诗歌创新观念两方面的冲突分歧,则代表着万历中期革新诗人与吴地文士在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理论上的分野.     

“有穷者孟郊”——兼论中唐诗歌“穷者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穷者精神"是中唐时期重要的诗歌精神之一,孟郊则是"穷者精神"的代表与集大成者.对于孟郊"穷者精神"形成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因素,学界已有研究,但对其诗学渊源却少有关注.中唐诗歌的"穷者精神"与唐代文人的道德典范元德秀这一人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穷者诗人群体--<箧中集>诗人也对孟郊的"穷者"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在其<箧中集序>中,首次从理论上对"穷者精神"进行了提炼和阐释,孟郊则进而对其继承发展,逐步将"穷者精神"纳入到了"风雅"正统的范畴.     

试论唐代诗人对魏晋名士饮酒风度的接受

唐代四个时期的诗人虽均效仿魏晋名士的饮酒风度,但他们的饮酒内涵有所不同。初唐诗人之饮是士不遇与高雅情趣的反映;盛唐诗人饮酒体现的则是乐观、豪放的盛唐气象;中唐诗人的饮酒,是出于独善其身的无奈选择;至晚唐,特别是唐末诗人,他们饮酒的避祸处境,痛苦和悲愤心态与魏晋名士达到了唐代其它时期从未有过的相似。唐代诗人与魏晋名士饮酒风度有如此关系,有着特定的条件和原因。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三言》中能性述补结构的复杂形式

能性述补结构是我们从语义上界定的表示“能够”“可以”意义的述补结构。能性述补结构的形式有很多种:V得V得O V得C V得OC V得CO V不得VO不得V不得O V不C VO不C V不CO(V是述语C是结动词O是宾语)。在本文我们只选择其中既带宾语又带补语的比较复杂的四种形式V得OC V得CO VO不C V不CO进行考察。我们选择《三言》这一近代口语性较强的作品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几种形式在此期的大体面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以比较的方法对各形式的数量、述语的音节情况、述语的性质、结动词出现的次数以及宾语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解读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以及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