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黎族教育

教育起源于劳动,它是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而产生的。广义的教育,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共同产生的。任何一个民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这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的政治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联。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对教育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当然,教育作为社会现象,同时又对它们给予影响和作用。因此,教育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史,与这个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相依相随的。我们根据黎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结合黎族教育本身的发展情况,将黎族教育分为原始教育、古代教育、近代教育和现代教育四个历史阶段加以论述。     

唐代历史教育述论

唐代社会对历史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历史教育对唐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前代相比,唐代历史教育在实践过程表现出专业化、通俗化的重要特征.     

论行政法的国家和社会基础——从历史根基的角度

行政法产生、发展、变迁、完善的历史根基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矛盾运动之中.从古至今中西方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的演进与行政法的发展脉络的暗合并非历史的偶然.行政法产生、发展的深层社会历史动因深埋于国家和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进程中,行政法实质上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在现实中和操作中的具体表现.     

中国税收起源初探

我国税收制度的产生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究竟起源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本文试从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角度对税收的产生进行了寻根溯源般的分析与探究,认为税收的产生必须存在两个前提务件：国家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     

中国税收起源初探

我国税收制度的产生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究竟起源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本文试从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角度对税收的产生进行了寻根溯源般的分析与探究,认为税收的产生必须存在两个前提务件国家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社会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历史嬗变为视角

近年来,公民社会成为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概念和对象,学者们从不同的背景和角度出发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凸显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维护自身政治权益,参与公共决策以及行使公共权力的渴望和诉求。影响、参与、行使公共权力是公民社会产生的历史原点和本质特征,本文以社会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历史嬗变为视角,提出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城市化历史溯源与社会制度演进——以西方为例的研究及现代启示

对产生于西欧的城市化历史溯源探微,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展现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包括城市人口、城市居民、城市管理、城市精神等,并尝试从中揭示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构成的萌芽、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进程,梳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演变脉络,从中获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运动的理论与政策的借鉴.     

中国的“毛泽东热”研究

中国的"毛泽东热",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对领袖毛泽东的诚挚情感和衷心爱戴,又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折射.可以说,它与新中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互动关系的基本论述

本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对他们在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关系问题上所持的基本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逻辑梳理;内容包括马恩对宗教改革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对路德神学思想历史贡献和局限性的看法,以及对宗教改革运动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日常生活所起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文章指出,马恩是从资本主义兴起与宗教改革之间的互动性论述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的,他们在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是宗教改革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的同时,也充分地肯定了宗教改革运动及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     

中国近代的道德决定论

重大的社会危机往往首先表现为道德危机。以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道德决定论是中国近代重要思潮之一。它产生的理论土壤是意识决定论和社会有机体说，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是救亡变革的近代历史主题。它与中国古代道德决定论相比在内容上、形式上、目标上都有不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并在客观上刺激了传统文化，迫使其不得不迎接近代化与西方化的挑战     

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立足于社会与国家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国家产生后支配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并担当起社会的公共职能,这在市场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在市场这一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模式将从直接干预转变为情景控制。不过,通过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考察,本文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潮和派别,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已经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促使许多学者开始思索和寻求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这是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基础。     

论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

社会历史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过程诸现象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是强调人在社会历史规律的生成、发展及实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发挥的能动作用。社会历史规律主体性的内涵包括:人的需要是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决定和制约着人的需要,两者的矛盾运动促使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不断的向前发展,进而推动着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变革;人的需要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核心矛盾;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元素。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人的目的、需要、利益等主体根据支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二是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择性、创造性和超越性。社会历史规律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辩证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克服办法

“果之为果在于它的因”。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依然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认识根源并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具体制度的缺陷有关。 首先,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官僚主义的存在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影响密切相关。我国解放前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官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推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旧中     

社会逆反心态的产生与社会理性精神的疏导

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的发展特点出发,反思了社会逆反心态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通过对社会意识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过渡特点的分析,探讨了社会逆反心态产生的社会意识背景;通过分析社会负面现象对社会心态的影响,解析了社会逆反心态产生的社会现实原因;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社会逆反心态进行理性疏导的基本原则、方法和途径。     

阿多诺论历史进步的可能性

尽管阿多诺批判了启蒙，但并不是对历史抱悲观主义的态度。当人们通过交换真正购买到的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时候，一个理性的社会就会产生。进步就是人类自身对自然控制的结束，就是人类社会每一阶段对这种控制的抵制。阿多诺认为，历史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体，历史的基础是个体之间的联系，但历史的进步需要一个全球性主体的出现和人性的确立。历史的进步就是体现在每一微观层面上个体主体、全球性主体与客观世界间的星丛，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间的和解。     

论古代西方历史叙述类型、动机与历史意识的萌生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历史学起源与初步发展的时期。正因为如此,该时期历史叙述的萌芽与最初形态难以在时间与性质上准确定位。这里所说的历史叙述是指人们对过去自身的社会行为及文化背景的描述。历史叙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历史学诞生的过程。历史叙述对我们而言,更具意义之处在于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历史行为,而不仅仅因为它生产出诸多历史叙述作品。本文试图将古代西方历史叙述视作古希腊─—罗马人在其特定时空下的一种社会实践,从而考察古代西方历史叙述的起源、发展的动机和历史意识萌生的线索。一古代西方历史叙述类型…     

实践中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先导

社会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动力,每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对社会发展与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本文从历史角度对“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问题进行阐释。     

试论历史应用学的建立

历史应用学,就是对传统的历史应用观念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并产生新的思想观念,用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等活动。所谓历史应用观,一般是指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为改善其生存环境、历代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而总结前代经验教训,并产生新的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历史观念。     

东方理论与东亚社会主义道路

东亚社会主义的理论由来及形成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特殊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高度,对东方社会历史和经济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相互关系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两种设想,以及东方社会“跨越峡谷”的特殊发展道路。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研究东亚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深刻经济根源、政治基础、社会条件,正确认识东方社会历史中的跨越现象,在实践中开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