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从刘宗周看晚明道德理想主义的破灭

儒学是以内圣外王为宗旨,每个儒家学者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这种理想是以道德为根基的。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晚明儒家学者多具有这样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情怀,希望以仁义来解决包括军事、政治上的所有问题,然而却和现实危急的形势发生冲突。本文希望从刘宗周与崇祯帝奏对的情况来揭示晚明时代道德和政治混杂在一起的状况,反思当时道德对政治的影响,以此正视儒家具体制度建设和应变措施的不足。     

何谓“晚明”?——对“晚明”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

晚明是一个与现代学术体系相伴而生的历史表述,人们在建构这一宏观、整体性概念时,是从传统史学资源中汲取的话语形式,又删汰了这一历史表述形式所暗含的一治一乱、一兴一亡的朝代循环史观,并将一种现代意识和历史进化观念灌注其中,进而生发出一系列关乎中华文明整体性演进、变革的重大历史命题。晚明之晚,不仅是有明一代颓败与迟暮,而是中国传统的解体、蜕变,及其自我更新、涅槃重生的历史关口。有关晚明的历史表述及其阐释,在历史理性彰显的同时,蕴含着更多的、引人瞩目的当代关切和现实情怀。     

晚明塾师的“觅馆”与“聘期”——兼及塾师生活模式及其职业精神的演变

觅馆是塾师职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塾师职位的获取,一般需要一定的社会信用关系进行担保,诸如亲属宗族、师徒友朋、乡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在塾师的职业获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晚明社会变迁及塾师职业竞争的加剧,塾师的职位获取成本增加,而职位的稳定性却明显削弱,使频繁的觅馆-失馆-再觅馆成为塾师一种较为常见的生活模式.这不仅成为晚明师道日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塾师以济读资生为主,而非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业观念.因此,在晚明社会变迁中,塾师终未能如其他职业群体那样,形成一种职业的群体性的内在聚合.     

对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考察

河南省临领县南街村因其独特的发展模式而闻名遐选,参观访问者、调查研究者纷至沓来,对其“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支持者羡慕、赞叹之情溢于言表,反对者怀疑、讥讽毫不掩饰。对南街人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实行准共产主义分配制度之既“超前”又“过时”的做法,许多人都认为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谜,对南街村的不同看法也源自对这一谜的不同诠释。笔者最近对南街村考察后作了一番思考认为,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角度分析,认为南街村的做法并不是谜。甫街村的特征之一田是“富一。IWe年该村完成产值12亿元,lo…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陈龙正:晚明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嘉善乡宦陈龙正是活跃于晚明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言论活动对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江南地区.陈龙正在其闲居或退职期间,江南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陈龙正在明末大灾与救荒举措、弭盗与地方防护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建树.这对于探索江南地区历经多种变动或动荡而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是一个关键.因为即使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讲,士绅们早已构成了整个江南地方社会的中坚,地方力量的强大更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陈龙正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在晚明的社会生活的剖析,为了解当时变动社会情势下士绅阶层的动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晚明士人生活心态与明亡历史的写照——以杨文骢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杨文骢是晚明著名的诗人,但因其与马士英有姻亲关系,而马士英又与阉党余孽阮大铖沆瀣一气,时人和后人的评价,多避不开党社是非观,对他多有非议.清军南下江南,杨文骢却以身殉国,以事实表明:对晚明士人节气的判定,不能简单地以党社是非观为标准.     

论晚清士大夫公法观念的演变

公法,即国际法。西方国际法介绍到中国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晚清士大夫对公法经历了一个由固拒到逐渐了解利用,再到基本接受的过程。这种观念上的演变过程,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在这进步的背后却是更深层的悲哀和无奈。     

刘宗周的思想矛盾和“慎独”“敬诚”之说

刘宗周(公元1578—1645年)是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所创建的蕺山学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这个学派的中坚人物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刘宗周的学生,他们对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宗周学问渊博、气节高尚,素为当时和后世学者所称道。刘宗周的思想学说,有唯物主义的光采,也有主观唯心主义的阴霾。他的一生,在政治上因关心国事、刚直敢言、抨击腐败     

晚明文士的消费文化--以家俱为个案的考察

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城市化与奢侈风气的盛行,造成对家俱的大量需求,也带动家俱业的发展与家俱的商品化.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家俱的需求也会不同,士人与文人就塑造完全不同于高官富人的家俱品味,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标志.尤其对于支撑他们文化支配权的重要象征--书房特别重视,他们尝试在书房家俱上铭刻,将之特殊化与神圣化,来抵抗家俱商品化的潮流.     

论蕺山学派对王学的师承与嬗变

论蕺山学派对王学的师承与嬗变洪波洪波，男，１９２９年生，１９５８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离休前为杭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蕺山学派是明末刘宗周（１５７８—１６４５年）所开创的学术流派。对刘宗周与蕺山学派的研究方兴未艾，众说纷坛，本文拟就蕺山学派对王学...     

跨文体的“人物仿拟”——浅议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对晚明小品的继承

作为古代重要的文体类型,晚明小品文所独具的文体元素并未因明清易代所带来的文体因革而彻底消失,而是在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基于相似的地域背景与身份特征,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多以晚明小品的创作者为模型来仿拟创作:前者故事中的才子形象既借鉴了后者任诞放肆的品性,更延续了后者任情尚游的行为.     

列宁“链条──环节”论初探

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多次表达关于“链条──环节”的思想,即关于全部政治生活就是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必须在特定时机抓住链条上的特殊环节以掌握整个链条,并切实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理论。本文试图对列宁“链条──环节”论的提出和发展、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作一初步探讨。 一、列宁“链条──环节”论的提出和发展 把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转变成革命实践是列宁面临的时代主题,与此紧密联系,列宁提出并具体运用了“链条──环节”论。从理论上讲,“链条──环节”论是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以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论审美意象创构中的“意”

审美意象的意以情感为主体,是感物动情的产物,包括愿望、志向、特定的意图和倾向,从中表现出趣味。在意象中,外在物象与凭虚构象共同与意融合。其中情景交融是意与象关系的核心,而情理交融则是意的核心。情与理统一于意,理如水中盐,融汇在意之中。意象中的意始终不脱离象所呈现的感性形态,它首先来自对物象、事象及其内在生命精神的体悟。在意与象的关系中,象是躯体,意是灵魂,主体通过物象、事象隐喻和象征丰富而独特的情意。情真意切中体现了主体审美的思维方式。意之妙处,通过审美的思维方式得以呈现,包含着含蓄与寄托。中国古代艺术中讲究用意、立意和意在笔先等,均是从意象整体出发来突出意的作用。     

“物”之呈现、聚集与诚明——基于阳明心学的考察

学界依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等说,形成了意义论、价值论、感应论等观点,而对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之说则甚少留意。“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表明,“物”为心、知、意、身之聚集,并构成了源初的存在场域：本心之感应而有良知之明觉,良知之明觉而有意识之发动,意识之发动而有事物之呈现,事物之呈现而有身体之感触。这种身—心—意—知—物所共同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物之“自体”;经由意识之对象化而为身体所感触者,则为物之“现象”。而基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物”也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意识在自我象化的同时往往存在着小我的执着,遂使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破裂,“物”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者,而人亦为外物所役使。故而,格物的重点在于诚明工夫,物来顺应而不为物所役,最终回归源初的存在场域。究言之,阳明所论之“格物”,超越了单纯的事物认知而成为道德的工夫,“不诚无物”说也就获得了存有论的阐明。     

论美:“情”“意”“象”与结构形式

本文从美学逻辑学的出现及其生命、审美的两极性、现代美学对于主观性研究的深入诸方面,探讨美作为一个流动范畴的含义及其价值。强调审美主观性形式具有情、意、象三方面的共同特点,真、善、美都要靠发现和创造,都要靠理性、意志和情感。它们具有两极性。人在这两极性的矛盾中处于中心地位。本文认为,人的哲学就是人对于真、善、美的发现和追求的文化批判的哲学。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晚明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以江南“皇甫四杰”为中心

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