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对王符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符的治学指归上通荀学,致其政治思想超逸汉代一般学者。荀子以治学修身为政治根本,王符以此为治政前提。王符以礼法为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是对荀子观念的继承发挥。荀子的礼法关系理论和法治思想被王符继承下来并根据特定的时政进行了发展。荀子以任贤为治政的基础,王符的贤臣准则突出地体现了和荀子贤臣观的承传关系。王符继承和发展荀子学说,不仅由于学术理论上的承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事使然。     

先秦荀子思想与当代律师社会责任建设

律师的社会责任即律师利用其独特知识构成、法律技能,以推动法治、提高公众对律师的信任以及对于法治的信仰为指向的各种实践.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不稳定时期,律师群体亟须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律师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而传统文化中荀子的人才思想和法律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为当代律师社会责任建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     

荀子的礼法思想及其社会意义

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关于礼的思想,把礼和法协调统一起来,构建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的礼法思想体系。“性恶论”是其礼法思想的人性论根据,“礼义之化”是形成礼法思想的渊源,“法者,治之端”是其法治思想的法家倾向。深入分析荀子礼法思想的社会意义,这对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论中西法治思想的差异及其当代启示——以荀子和西塞罗为例

以荀子和西塞罗各自的法治思想为例,比较研究了中西法治思想的异同,并由此追问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历史根源.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其法治思想差异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不能忽视法学家的理论建构作用.当代中国在构建法治社会时,应结合国情和历史,从中西法治思想中同时汲取精神养料,避免陷入法治不彰或绝对法治的误区中去.     

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正> 先秦儒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学派。这一学派的法律思想极其丰富,它为孔子所创立,中经孟子的发展,到荀况则集大成。所以荀子的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正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之儒学即荀学一样,自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立法的指导思想亦即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法律思想。那么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为了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以及这种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本文试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韩非法律信用思想基石及其建构

良好的法律信用有利于法律的实施。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思想体系中体现着对法律信用的推崇,其法律信用思想具有社会基础、人性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并通过立法、司法、法律监督、技术保障、法制教育来建构。韩非建构法律信用思想对当前法治的借鉴意义在于:法律信用的构建要靠法律内在条文的和谐以及依法执政、公正司法和普遍守法来实现。     

试论荀子音乐思想

荀子的《乐论》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部完整的音乐学专著,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有些乐章至今还保留有美妙的回响。本文通过对荀子音乐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历史渊源和荀子音乐思想的探讨和分析,以期重现荀子音乐思想的历史性价值并发掘荀子音乐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荀子“分”思想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推拓——兼论荀子“分”思想的时代意义

"分"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范畴,是其思想的重要落脚点。在先秦时期,荀子第一个把"分"发展成型构思想体系的基石性概念,"分"也体现了荀子有异于孔孟儒家的独特致思取向。荀子的"分"思想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推拓,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法律尊严的成本

一、我国确立法律尊严的三大障碍一个没有法律尊严的法治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从历史上看，法律尊严的确立是阶级革命的产物。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律尊严的思想打倒了封建特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法治的思想基础，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强有力武器。英王詹姆...     

荀子安民观论议

战国末年 ,荀子继承先秦诸子的思想精华并发扬光大之 ,形成了完整的安民思想理论体系 :天道自然的本体依据 ,礼分而法治的政治手段 ,惠民裕民的经济举措。荀子的这一思想不仅为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方向 ,而且在其后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作用机理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都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法治建设需要的内容。法治建设的重心也需要逐步深入转向凝聚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根基、形成法治信仰。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滋养法治精神的灵魂,能够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推动公民法治信仰的知行统一。法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外部条件和刚性支持,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良性互动、同频共振,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向善向好。     

试论荀子的法治思想及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某种契合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所以,在他的思想中,融合了诸子各家之长。尤其是在批判诸子以及儒家学术之中,通过辟枉以解说天人关系,解蔽以揭示真理观,批儒以隆礼重法。荀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儒学影响深远。其天人观,真理观以及隆礼观甚至达成了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法学的某种契合,则更可谓先秦时期最具法治光芒的思想。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上)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礼学视野中的荀子人学——以“知通统类”为核心

人学问题的讨论贯穿荀子整个思想体系。本文立足礼学的视野,以荀子的“类”的思想作为统贯全文的核心,从天人之分、人性的结构性分析和人格修养工夫等方面,对荀子人学思想中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人之安身立命的基础、人之价值如何实现等问题作了扼要的梳理,力图按照荀子的本意把人作整体的、动态的展示,以此透视出富有特色的荀子人学思想的儒学性质。     

试论荀子的礼治模式

战国时代,荀子和孟子开辟了孔子儒学发展的两个基本方向,从此,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艺术、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儒家化的基础。而如果说孟子在思想层次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浸入了儒家的价值论和精神,那么,荀子则在实践层次上塑造了中国礼治的基本形态。荀子认为,“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这段表述简明地概括了其礼治模式的基本方面。“礼始乎棁”是说礼始于对人本性的的收敛和约束。“成乎文”是指礼落实到礼之文饰上面,使礼具有规范的实在性。这种礼的规范性在孔孟那里具有外在规范和内在道德的双重意义,而在荀子的礼学思想中,过多过重地强调外在规范性,并借助政治、法律的权     

荀子与商鞅学派研究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儒家大师,但后世屡有学者将其划为法家学派。通过分析《荀子》与《商君书》中的思想与文本的关系,可知荀子与战国法家中商鞅学派的关系,即荀子虽然受到了商鞅学派法家思想的影响,但其思想却以儒学为基础。因此,荀子一方面受到了法家商鞅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仍不失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     

探寻法治的真谛--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再解读

法治思想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精华之一。在其预设的政体框架下,他所论证的法治优于人治、良法之治与普遍守法的结合、法律性质的好坏由政体来决定、对公民进行教育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有利于公民守法习性的养成,以及法律权威的确立等法治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由于君主专制观念根深蒂固,又由于法家法治思想本身的缺陷,因此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法治诸如平等、权利、民主等观念,从而也不可能否定君主专制。这样一来,法家的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在法家法治思想内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克服法家法治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就必须将包括君权在内的整个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内,通过法律的治理使国家权力转化为法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