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庭学父子及其与黄丕烈的关系

试论陶庭学父子及其与黄丕烈的关系翟冕良苏州在明清时期，书坊甚多。１９８３年《吴门版话—宋元明刻书小史》中初步提到包括明代苏州书坊的刻书盛况。１９８５年古旧书店江澄波等编写的《苏州古旧书店志》、１９９２年《江苏出版史志》第三期叶瑞宝写的《苏州书坊刻书考...     

佛山坊刻出版商的商业活动探析

以商业的角度,来探讨佛山坊刻的出版商们的生存状况、营销手段以及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佛山的坊刻出版业出现在民商混住区,以家庭小作坊的经营状态存在,在生产模式上未经历清末国内书坊业的转型阶段,最终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论明代徽刻

所谓“徽刻”,是指徽州私人刻书。古代刻书有官私之分。政府和寺庙刻书,谓之官刻;除此之外,坊刻、家刻、塾刻等,皆属私刻。明时,域内私人刻书盛行,书坊分布很广。明万历间学者谢肇淛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①今学者毛春翔也指出:“明刊本,若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为刊刻中心地。”②皖之书坊主要集中在徽州,以府治歙县为中心,包括徽属他县。当时这里书坊林立,刻工云集,其刻书之多,内容之广,技术之精,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全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     

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与书坊考述

金陵是明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出版业在明中叶后持续繁荣,出现了很多同一姓氏的书坊主,形成了不同的家族刻书群落,如周姓、唐姓等。根据各家的载录与现存一些文献材料,对明代金陵地区的周姓书坊主及书坊进行了梳理、辨疑和补充,为分析金陵地区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     

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

清代江南地区出版业繁盛,其最具特色的是大量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苏州、杭州等地是法律书籍出版业的中心,出版坊刻本律例全书的版本就在百种以上。商业出版的法律书籍内容更新及时,不但包括清廷颁布的律例,还囊括了诸家注释、则例和成案。江南的地方官员、幕友与书商广泛地参与法律书籍的编辑和出版。商业出版的法律典籍在清代逐步取代了官刻本,成为官员和幕友在法律审判中的主要参考书,因而对清代法律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且促进了法律信息的流通。     

南宋出版业的经营策略与文化传播——以南宋临安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为中心

陈宅书籍铺是南宋临安最重要的书坊之一,其刊刻的古籍世称书棚本,对于传播南宋江湖派诗人的作品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我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宅书籍铺的主人陈起父子两代均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书坊的经营,对南宋时期的出版业和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宅书籍铺的历史,是中国古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个案。     

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晚期私坊刻书业研究

随着明代晚期市井文化的勃兴,新的读者群的出现和不断壮大直接导致刻书者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而改变出版方向,进而转向以刊行通俗文学类的书籍为主,以便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个书坊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不断地在刻印技艺上求得突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私坊刻书业的发展和兴盛,同时也积极地推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革新。     

河北省图书版权贸易研究

随着我国的出版业逐渐融入国际化的大市场,图书版权贸易的地位变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对于河北省这一出版大省来说,图书版权贸易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着重探讨了河北省出版业图书版权贸易的现状,在与其他省份的比较中找出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并对河北省图书版权贸易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初步建议。     

书坊的研究价值论

由于“麻沙本”一词,学界对坊刻本存在着极大的认识偏见。其实书坊不仅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有首创之功,而且奠定了中国书籍印刷工艺的基础,同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力,这些对当今的出版业大有启示。     

李渔传人沈心友述考

沈心友作为李渔的传人,得到妇翁言传身教,能诗能文,目前已发现有二十余篇作品传世,首先是编书评书的好手,才成为刻书印书的内行.其先是协助李渔创建并管理翼圣堂——芥子园书坊,后来则独立主持经营杭州与金陵抱青阁书坊.其在经营刻书业的过程中,继承了李渔的特色书策略、畅销书策略、新书预告策略、家族传承策略,为清初刻书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书坊主人.     

宋代私家刻书之贡献

宋代是我国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家刻本与官刻本、坊间刻本三者成鼎足之势。家刻本对文化的贡献有裒辑文化典籍、传扬尚文之家风、促进私人藏书的发展;对版本学、目录学的形成及发展,亦有贡献;宋代家刻还出版了最早的综合性丛书。由于家刻本重视质量,成为后世珍贵典藏——宋版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代图书出版与受众需求的融合探析

金代图书出版比较繁荣,出版内容以受众的需求为导向,出版了应教育与科举考试之需的经史书籍,以及应人们生活与信仰之需的医学、娱乐和宗教类书籍。体现了出版与受众需求的高度融合。     

论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刊刻的意义

清初南京周氏醉阱堂与李渔芥子园合作并先后刊刻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首次以出版物形式将明末散在性提出的“四大奇书”以系列丛书付诸刊刻,真正推动“四大奇书”小说文本的定型和各自所代表的小说流派形成,最终促进中国古典通俗小说评点“金圣叹一派”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四大奇书”系列评点和刊刻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发愤立言”的工具,其评点已超出以往文学评点与阅读的范畴,而具有政治与社会批判的现实意义。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略论清代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和影响因素

清初,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受统治者严厉的文化政策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在经历了清代前中期的发展后,理学和经世实学渐兴,为大同地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容资源和文化支撑。地方官和文人也参与其中,积极支持推动刻书业的发展。至清末,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中也不乏经世致用之书。国家的文化政策、地方官和文人成为影响清代山西大同地区刻书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

吕祖谦是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人对他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了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认为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来自朱熹、陆九渊，功利思想来自陈亮、叶适；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这些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吕祖谦学术的评价，也影响了对南宋学术的整体认识，所以这些错误有必要纠正。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论“鞑靼”名称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鞑靼名称所指代的范围和内涵有所不同，鞑靼名称有广义狭义两种不同的涵义，狭义的鞑靼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部落名称；广义的鞑靼是北方民族的泛指称谓，其广义狭义的名称变化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南宋以来的汉文书籍中鞑靼名称演变为北方民族的统称，甚至成为专指带有贬义色彩的蒙古民族的称谓。     

恩施地区土家语汉化历程及原因探析

恩施地区语言汉化的时间跨度很大，始于隋唐，于二十世纪初基本完成；空间上也是分节淡化、消失的，大致自北而南，兼从东向西。从方志典籍记载、历史建制沿革、族群流动等方面可窥恩施州土家语汉化历程的基本情况及原因于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