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对老子思想的误读与消解

中国古代文人在对老子思想的解读中,是存有许多偏颇的。这些偏颇集中表现在一是将此“自然”读成彼“自然”;二是将“无为”读成“不为”;三是将冷眼旁观式的“超然”读成是“忧患不留于意,爱憎不栖于情”般的“自适”、“冷漠”乃至“麻木”。虽然这其中蕴集着后世文人的种种无奈,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将老子看成是一个消极避世的隐者。     

南宁粤语语音演变趋向分析

一语音的演变大都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某个人把原来读o的音改读成a,听的人虽然能够立刻觉察,但大多数人不会注意,有的人可能认为此人发音不正,有的可能认为这是随便乱读所致,有的人甚至可能误认为这是在开玩笑。总之,由于读音的改变常常是从少数人嘴上开始出现,因此,人们常把这种变异当作个别现象而不大注意。“纵使我们掌握了完善而无缺的记录,我们也还是不可能确切地指出某些变体流行的起点,认为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演变的开始”但是,这一点无关紧要,如果一个读音的改变仅限于某个人或极少数人,在语言交际领域中成不了大气候,那也就不必去深究其来龙去脉。问题在于改变读音     

想起公元前21世纪

进入公元1999年，“跨世纪”成为最热门的几个话题之一。因为，1999年已是20世纪最后一个年头。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即将告别20世纪，迎来21世纪。其实，公元2000年对于我们来说，不只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它还意味着一个新的千年的到来。人们把每百年称为一个世纪，还曾把每千年称为一个“千纪”。如此说来，我们在“跨世纪”的同时，也在“跨千纪”。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北京正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和军事博物馆之间，以玉渊潭公园为背景，兴建大型标志性纪念建筑“中华世纪坛”，并将于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竣工。这无疑将成为…     

漫论阮籍

《晋书·阮籍传》中的一段评语 :“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 ,遂酣饮为常” ,长久以来 ,人们奉为至论 ,但这段评语却有问题。首先 ,“名士少有全者”并不成立 ;其次 ,阮籍“不与世事”只是他在投靠司马氏之前一段时期的处世态度 ;再次 ,《为郑冲劝晋王笺》表明他最终投靠了司马氏集团。而且 ,这篇《劝进笺》的写作时间应是公元 2 5 8年 ,而非阮籍过世的同年———公元 2 63年 ,故阮籍“忧患终”的传统形象不足信     

给“文章学” 以独立席位——编者的话

八十年代初,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卷起了“振兴文章学”的浪潮。它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向图书报刊的编者提出一个急需解决的新课题—— 把“文章学”的“户头”立起来！ 浏览书林文丛,在目录索引上,人们还不承认“文章学”的独立存在。有的把它编入文艺学,有的把它编入语言学,有的把它编入教育学,有的把它编入图书馆学。可见,“文章学”至今还“寄人篱下”,处于这个“学”或那个“学”的附属地位。这就束缚了文章学的发展。     

试论吴玉章的教师观

教师观是人们对教师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教师是随着教育的产生而产生的。历数几千年来,人们所站的角度不同,因而对它的看法也不同。有的把它看着至高无上的统治阶级的范畴,它与“天地、君”齐名;有的又把它当着“阶下囚”,被贬为“臭老九”;有的把它看作“衣食父母”;有人又把它当作“穷光蛋”,因之有“富不教书”之说;有的称它为“工程师”;有的管它叫“教书匠”;等等。各说不一。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同志却从全新的角度对人民教师的属性、职能、地位、素养等方面进行了精辟和独到的分析,从而构成了他完整的教师观。     

《东门行》“今非咄行”考

关于汉乐府《东门行》本词“今非咄行”的理解问题,二十八年前,前辈学者曾在《光明日报》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王季思、段熙仲先生主张余冠英先生的读法,即四字读为三句:“今非!咄!行!”然而,这种读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没有的。萧涤非先生坚持黄节先生的读法,认为“今非咄行”读     

失业——一个跨世纪的话题

历史进入公元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失业率”、“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彻底打破了以往“社会主义没有失业”的说法,明确提出了“失业保险制度”这一崭新的课题。人们的心里开始震动了。失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现实而严峻的话题,而且是一个跨世纪的话题。     

关于研究殷墟甲骨文发现的述评

殷墟甲骨文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现,最早考订购藏甲骨文的人,是清末金石学者王懿荣。这是自甲骨文出士至今90年来,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但在近年来,关心此事的同志,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异议,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了讨论。 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发表了王襄先生1955年的遗稿——《簠室殷契》。文中提出:“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即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论断。随之有的同志提出,认为在目前出版的几种甲骨文书籍中,“谈到甲骨发现一事时,有的不甚确     

中国古代史论与《史传篇》

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叶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综论古今文体的文学理论巨著。作者刘勰,字彦和,生于南朝宋明帝始元年(公元466年)前后,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左右。勰少时“笃志好学”,因家贫而不事婚娶,“依法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这期间他研究了佛学的因明学理论,并用之于晚年对古今各种文体的研究。     

《元史·孟祺传》勘误一则

《元史·孟祺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3771页)载:“祺幼敏悟,善骑射,早知问学,侍父徙居东平。时严实修学校,招生徒,立考试法,祺就试,登上选,辟掌书记。”按:此文中的“严实”为“严忠济”之误。首先,孟祺到东平府学读书是在严实去世之后。(一)《遗山集·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载:严实“庚子(公元1240年)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于私第之正寝”。可见,严实当卒于公元1240年。《元史·孟祺传》载:“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擢(孟祺为)太中大夫、浙东海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十一。”据此可知,孟祺当生于公元1231年。严实去世时,…     

“模棱两可”刍议

我国逻辑学界大都把“模棱两可”当作一种逻辑错误。但是,什么叫做“模棱两可”?人们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就是“两可”,即对两个矛盾判断同时予以肯定;有的说就是“两不可”,即对两个矛盾判断同时予以否定;有的说就是“两可”加上“两不可”;有的说就是无可无不可,即对两个矛盾判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至于“模棱两可”的错误所在,有说是违反了矛盾律,有说是违反了排中律,也有说是既违反了矛盾律又违反了排中律。究竟怎样?实有弄清的必要。     

取名八忌

1.忌生僻字。如“梅”写成“槑”,就有很多人不认识。 2.忌多音字。如“铫”字有“掉”、“姚”两种读法,用在名字中会令读者为难。 3.忌笔画多的字。如“瀛”写起来费时费劲,对于刚     

“朴素的阶级感情”有积极作用吗

<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朴素阶级感情”议论颇多,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意见分歧。至今,仍有同志认为“朴素阶级感情”不可丢,甚至把它看成是热爱党、热爱领袖的表现,因此,不仅不应当否定,还应该给予肯定和赞扬。难道“朴素阶级感情”真的这样“可     

卷首语

公元2001年的日子眼见到了尽头。让人觉得“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作为时间转换的心理效应,人们不免又要费些心思,回翻案头上的日历,盘点一下这一年的经历。     

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展望

1989年2月国家统计局亮出黄牌警告,“中国人口连续三年增长超过1500万,”截至1988年底,“中国人口总数达10亿9614万人。”1989年4月我国正式宣告,中国人口已突破11亿。至此,“到本世纪末,将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预言已成为历史,公元2000年之时,中国人口将突破12亿已无人置疑,原来对中国人口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们,也开始重新惦量自己的态度,感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到底会有多少?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未来,涉及到今天和明天的政策及策略,既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诸法无我”辨析

“诸法无我”辨析艾畦至少从公元三世纪以来，人们提起释迦牟尼的理论学说（不包括后来的大乘思想）来，总是以“三法印”来概括。“印”是印章，“三法印”的意思是说；符合三点理论的说法就好比盖有佛法印章，是真佛说；否则就是“外道”，就是假佛说。这“三法印”即三...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

《辽史》是在辽王朝灭亡二百多年之后撰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失,撰写时缺乏认真核对,因而成书后讹误甚多。明显者如国号更改失载,年号误记等等,比比皆是。本文试图根据近年出土的考古材料,对《辽史》中关于辽太祖尊号谥号的记载,进行一点订正。据《辽史》记载,太祖生前群臣所上尊号有二:一为公元九○七年的“天皇帝”,二为公元九一六年(神册元年)的“大圣大明天皇帝”。其死后谥号有三:一为公元九二六年(天显元年)所上的“升天皇帝”,二为公元一○○八年(统和二十六年)进谥的“大圣大明天皇帝”,三为公元一○五五年(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加谥的“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辽太祖生前于公元九一六年群臣所上     

90年代山东改革开放的大思路问题

进入公元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正在汹涌澎湃地簇拥着离开经济“此岸”的人们向着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和生活水平达到小康及其以上的“彼岸”搏击。一向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的齐鲁儿女自然也不甘示弱,人人都在思索着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