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

从《东山》《生民》等谈《诗经》的浪漫主义●周生《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且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概念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才先后出现于欧洲，“五四”前后传入我国。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没有...     

关于突破近百年文学史“三段式”分期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二十年代就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晚清部分)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872—1921)、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8—1921);三四十年代又有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860—1924)、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它们对这段文学史都没有严格的界定和分期,“近代”、“现代”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比较含混.解放以后,随着现代文学史作为一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体”与“变”

“文之枢纽”为《文心雕龙》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刘勰“论文”之枢纽,也即进行文学批评和文术指导的原则性纲领.其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文学创作的“体”与“变”.刘勰主张“宗经”、“辨骚”,实际上是将二者视为“体”与“变”的两个文学源头,后者甚至可以视为《文心雕龙》最深刻的论说动力所在,由此建立了一种凸显文学史意识与文学经典意识的“经——骚”文论体系.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从《夜读偶记》谈起

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情结”─—从《夜读偶记》谈起殷国明现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醒目的概念。我们不仅能够在几乎所有文学史，大学理论和谈论文学的场合遇到它，而且为此不断地卷入一场又一场的论争之中。在当代中国，在所有的文学上...     

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香港文学研究在香港

有人断言，“香港文学在香港，香港文学研究在内地”。此话并不全面。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比内地还要早。还在内地闭关锁国的１９６４年，罗香林教授就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过《中国文学在香港之发展》的专题报告，不过他谈的是在香港的中国文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且当时还未有明确的“香港文学”概念。到了１９７４年９月，吴萱人在《学苑》发表了《２０年来香港文学的嬗变》，从宏观上论述了与内地文学分流后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变化。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香港大学文社主办“香港文学４０年文学史学习班”，编印了《…     

《荣苢》《十亩之间》为歌咏劳动之作说质疑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现存流行的文学史中质量较高的一部。但由于它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产物,有一些观点和论述显然已不能适合新的要求了。为此,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正在着手编写一套长达十四卷的新的文学史。为了使新编的中国文学史写得更完美一些,本文准备就该书《诗经》一章中的“歌咏劳动之作”部分,提出一些商榷意见,以求正于文研所同志与广大读者。《诗经》中关于劳动的诗,很多文学史都是借用古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话来概括的,引证的作品则不外乎《魏风》的《伐檀》、《硕鼠》和《豳风·七月》。     

由“尾声”向“先声”转型的理论之桥─—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

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许多原本可以大书一笔的章节却因人为的忽视被遗落在历史丛山的深处。自戊戌到“五四”（1897～1916）这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型走向近代型，再走向现代型”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被人为忽略的时期。它的被忽略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有关。在古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尾声”草草收场，在现代文学史中，它被作为“先声”，而鲜为论及少被关注。苏州大学现代文学博士杨哲声以他独特的敏锐关注到这一充满着“躁动时的不安，分娩时的痛苦和婴啼中的欢乐”的时期。他的专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从国民性思想研究、翻译观、文学观…     

《“悲秋”新探》一文商榷

赵振波同志《“悲秋”新探》(载《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收入“人大复印资料”J2专题1988年第6期)一文,从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中“悲秋”现象的发生原因,不乏卓见。但该文将悲秋的发生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现象混为一谈,忽视了两者间质的区别,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笔者未敢苟同。《新探》一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悲秋在西周、春秋时期的“发生”,即一,秋主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径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     

“存在”与“虚无”:何谓非洲文学史?——以朗松实证主义文学史观批判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法国文学史家朗松通过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斗争确立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归纳法原则。这些原则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史写作,也对非洲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的后殖民主义著作《逆写帝国》就是朗松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产物。中国的非洲文学和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从批判朗松的历史学原则开始,否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所谓的“主体-客体”关系,重新建立起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在法国的思想界,是萨特真正开创了非洲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他提出的“意识描述”的方法来自他对朗松实证主义的否定以及对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批判继承,萨特的思想对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日中国的非洲文学史研究应该重新思考萨特“意识描述”的方法,将非洲文学史看成是主体的主观化的历史。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当然要具备诸种条件.但某部著作的出版,亦往往成为一门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有“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史”这门学科.“文化大革命”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家,而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当代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1979年起,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被介绍到了大陆,随后一些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台港澳文学又有独立出来研究的趋势.1991年,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台湾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80年代后期起,人们在研究中又逐步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同于大陆文学,也不同于台港澳文学,应该专门地进行研究.     

“旦日”不是“明日”

《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一文说的“旦日,客从外来”之“旦日”,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大学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全日制十年制学校语文课本》均注释为“明日”。我认为此注似不妥。据《甲骨卜辞:“戊旦湄,至昏不雨。”(《邺初》33.3)旦与昏相对成文。《木兰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旦与暮相对成文。旦是日出,昏、暮是日入。《说文解字》说:“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是则旦乃日出地上也,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文学史与文学历史

文学史一词本就应指文学的历史,在这里将两者并列,实际上是表明这一意思: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在此不是同一概念,“文学史”是表示各种写成的记录文学历史的著作,“文学历史”则是表示作为文学史描述对象的真实的文学历史过程.由于文学史读者直接接触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历史,因此文学历史多被忽略和漠视了.本篇论文则是要对这一被忽略的存在与文学史的关系作一番理论上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