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沉默权

随着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否确立沉默权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法学界的关注。特别是 1998年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问题 ,更加引起了学术界及司法实务部门的探究。沉默权起源于 164 1年的英国 ,后被各国采用。我国刑事诉讼尚未确立刑事沉默权。笔者不赞成关于建立沉默权不影响追究犯罪的观点     

沉默权规则初探

禁止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设定沉默权规则及落实沉默权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应尽快设立禁止强迫公民自证其罪原则,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落实沉默权,应建立相配套的程序保障体系.     

关于沉默权与“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思辨

在界定沉默权和"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理念的概念之后,对沉默权与"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理念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了在中国确立沉默权从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不利因素,而将"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理念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加以确立,比较确立沉默权更能被接受,更有利于保护受害者人权等方面进行可行性分析.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名实辨析——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考察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迎合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时代要求,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大亮点,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规定并未突破单纯的证据规则的羁绊,从而上升为统摄整部刑事诉讼法典的原则性规定。同时,"如实回答义务"的保留也减损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完整内涵,加之,程序性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最终可能导致我们对其人权保障效能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因此,当下及今后的任务是在厘清其既有缺陷的基础上对其继续修正和完善,以实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从单一的"证据规则"向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嬗变。     

无罪推定原则之辨正

无罪推定原则被普遍赋予的含义是将判决之前的被指控人设定为无罪之人,此为保护性的暂时的实体设定,不存在反驳问题。贝卡利亚首倡的并非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对有罪推定的否定。作为证明责任规范的无罪推定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普遍含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部分地源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之义既非无罪推定,亦非禁止有罪推定,只是禁止在判决之前对被指控人的犯罪作肯定判断。在法治原则下无罪推定不是必须的法律技术设计。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侦查讯问——侦查讯问的法理学思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活动起着重要的规制、引导作用,是刑事司法中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一国是否真正尊重、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促进刑事侦查活动的科学化;二是促进了司法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三是促进了法的终极目的实现。因此,它必将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及法的实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构建和完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已成为联合国人权宪章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此原则不仅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而且对于进一步加强诉讼民主、文明具有积极的意义。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确立已成为一种必然。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

污点证人豁免的理论基础包括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和实践中的利益权衡原则。污点证人豁免是一种定罪上的豁免,不是量刑上的折扣,也不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应当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构建我国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

刑讯逼供问题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大顽疾,多年来对其的遏制与预防一直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主要背景,从刑讯逼供的含义、特征及其危害,新刑诉法在遏制刑讯逼供上的改革与突破,对新刑诉法所确立的遏制刑讯逼供相关制度的评价与反思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与评析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与防范,力图在构建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途径与制度体系上表达自己的见解。     

论我国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构建

随着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2004年的宪法修改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写入宪法，在司法改革中对人权保障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在我国，确立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刑事沉默权与坦白从宽问题——兼谈沉默权之争

本文在分析了刑事沉默权的法律价值以及坦白从宽的法律意义基础上 ,对我国法学界关于刑事沉默权的争论 ,以及在我国引进刑事沉默权的问题做了一定研究。本文认为争论的实质涉及到公正与效率的问题 ,但就刑事沉默权而言 ,公正与效率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因此应当引进并建立刑事沉默权制度。最后 ,本文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沉默权的发展变迁——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合理借鉴

沉默权是赋予被追诉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控辩平等的基本配置,也是国际司法准则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之一。英、美、法、德、日等国家的刑诉中都有沉默权的规定,尤其近几年来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再次引发了学界对此的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并建立配套措施使之得以真正落实。     

论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与适用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而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却没有沉默权的相关规定,国内理论界要求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呼声很高,应借鉴西方司法制度中的好的做法与历史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资源,建立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沉默权制度。     

李尔本案与沉默权的确立

沉默权制度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政治宗教迫害愈演愈烈,法庭成为统治者迫害清教徒的工具。如何在法庭上捍卫自身权利对于当时的清教徒来说是愿意为之牺牲的一个命题。约翰.李尔本就是一位追求自由平等的清教徒,在1937年星座法院的审判中,他宁受酷刑也不愿自证其罪,坚持保持沉默的权利。正是由于约翰.李尔本的斗争,1641年英国议会确立了"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证言特免权"制度。从此,沉默权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     

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构建——推进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主导的职能整合

作为宪法实施重要保障的宪法监督是一种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但过于宽泛的理解宪法监督缺乏现实意义,狭义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概念不谋而合。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不应完全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避免国家权力的重新洗牌。在备案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机制的基础上,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导合宪性审查工作,同时通过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建构赋予最高法院强制力较高的"审查要求权",由司法机关对个案中法律条款的合宪性争议提交人大常委会决定,形成对审查权的外部制约。     

危机考验法治——评限购令遭遇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困境

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发布的限购令虽然旨在化解房市风险、保障民生,但是违反了《宪法》、《物权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以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为了化解限购令遭遇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困局,调控部门应当做到以下几点:从依政策调控走向依法调控;按照宪法和监督法的要求纠正某些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调控措施;对重要的限购措施应通过听证等形式吸收公众意见。     

沉默权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特有的权利,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尤其是我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沉默权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我国的国情,对沉默权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当前,要在保障人权与惩治犯罪相统一的前提下,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侦讯程序中权利告知制度的域外考察及省思

侦讯程序中权利告知制度有助于保障被追诉人知之的权利,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基础。健全的权利告知制度是侦讯程序法治化程度的重要表现之一。域外法治国家的美国及德国经历一段曲折的历程才建构起比较完善的权利告知制度,其做法具有许多的共性。而反观我国目前侦讯程序中此项制度仍存在诸多的不足,没有与刑诉制度整体形成良性互动,影响了被追诉人权利的行使,也使得我国目前的侦讯程序法治化程度不高,需要完善。     

论我国农村改革与制度变迁的合宪性推定

我国的农村改革与制度变迁基本上是在缺乏宪法规范支持的背景下实施的。为了消除人们对它的合宪性产生的质疑,在分析我国农村改革与制度变迁的合宪性时,必须坚持合宪性推定原则特别是由它派生出来的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