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健康风险管理过程、传导机制与治理路径——以安徽省岳西县G村为例

随着农村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快速变化，农户所面临的健康风险成为值得关注的致贫风险之一。健康风险表现产生变化，分化为疾病风险、劳动伤害与工伤风险和生育风险。如果处理不当，健康风险就会在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进行向后传导，从而最终引发家庭的贫困问题。风险应对资源的充足性、处理风险损失的及时性以及全过程中主体保持积极的风险意识，都是影响风险传导路径的重要变量，也是帮助家庭成功应对风险冲击、防止风险致贫的关键。采取事前-公共型风险应对策略可以获得较好的公共效益。在乡村振兴中应当积极建立完善农村地区健康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强风险预防，通过将风险应对成本向外转移来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瞬时冲击的能力，以及建立包含更多责任主体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来帮助农户提高风险冲击后的持续恢复能力。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 --以对皖南S村农民的访谈为例

通过对皖南S村留守农民与农民工的访谈,我们发现,农民的社会风险意识正处于过渡时期,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新型风险意识急需确立,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亟待完善。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裂变与社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是城市和谐发展的核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农村家庭的裂变,"一家两地"、"一家两制"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形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转变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观念,为进城农民工安家立业创造环境和条件,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以ABC-X模型为基础的农民工家庭压力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体制与制度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农民工群体的家庭面临着诸多的压力.进城后面临的失业危机、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以经济压力为主的生活压力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家庭中普遍且持续存在的焦虑源,影响着这些家庭总体压力的性质和程度.农民工群体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认知和应对,均深刻地受到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针对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压力状况,适时强调家庭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珠三角地区用工短缺的解读——农民工转移就业风险分析

近年来反复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是多种原因所致,由于传统管理制度的制约与就业政策覆盖面所限,优化就业环境的相关政策出现了效应滞后性,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农民工转移就业面临着多种风险。通过对广州市番禺区三种类型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当前制度与政策变化风险、实际收入变化风险、合法权益受损与社会保障缺失风险是农民工跨地区转移就业的主要风险影响因素,也是导致用工短缺的深层原因。体制创新、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与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应对跨地区转移就业风险并且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就业机会有重要影响,也有利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就业的稳定。这一分析结果可为解释刘易斯拐点与劳动力短缺现象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农民工家庭生态问题调查与研究--以福建为例

文章通过对福建省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着重对影响他们家庭生态系统的物质环境、文化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三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用系统的办法综合治理和改善农民工的家庭生态环境,促进其家庭生态系统平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论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风险的普遍性与选择性

一般认为,城镇化无疑会使环境风险进一步增加,而环境风险肯定喜欢光顾"穷人"。我们在前人基础上,归纳、提炼出环境风险的技术与社会两方面结构理论,以及环境风险的普遍性和选择性理论,并以之调查分析新生儿父母中纯农户、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三个群体的环境风险的暴露、识别与防范水平。研究发现,不同种类的环境风险与这三类群体的关系各有不同,城镇化从总体上能够提高人们避免环境风险的水平,所以我们应对环境风险应采取综合社会与技术的渐进方式。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农民工地位变迁与社会融合

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上升流动对群体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以经济地位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上升流动,在遭遇城市偏好歧视和统计歧视背景下,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心理融合反而会下降。受到扭曲的农民工上升机制显示,进城前的家庭资源稀释效应使得先赋性因素严重影响进城后的上升流动,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促进上升流动并不显著,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也相对要低。     

欠发达农区农户农业生产风险决策的行为分析——以金融危机影响下柘城县三樱椒种植户为例

以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河南省柘城县三樱椒销售价格严重下滑为研究背景,从农户风险处理措施、风险防范措施两个方面,探讨风险状态中的微观生产个体——农户的决策行为类型及特征。发现农户在处理当前危机时,多数农户表现被动;对未来风险防范方面,风险规避型农户与冒险型农户比例相当。从由农户自身给出的行为动因,从个性、共性两个方面进行的分析和归纳中,发现决策者的心理因素、信息获取渠道、家庭经济水平及三樱椒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非农收入水平及农业保护政策是影响农户风险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基于此,针对农业风险承受主体及管理主体——农户及政府,提出了风险应对建议。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基于参照点依赖的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成因分析

文章以参照点依赖为视角,从参照点对决策中收益与损失和对决策者公平感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的成因。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低于作为目标参照点的城市年龄同期群的收入,低于参照点的收入在决策中被定义为损失;同时,与参照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在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并形成不公平感。对损失的风险偏好和公平偏好不能满足的消极互惠效应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用脚投票",从而出现"民工荒"现象。应从城市化政策导向、制度安排、收入参照点引导与提高就业能力等几方面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民工荒"现象。     

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包含13 000个客户资产配置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收入风险、房产风险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第三方存管、基金、黄金和理财等四类风险资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房产风险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则表现为挤出效应。     

新城市贫困——关于现实和未来社会的忧虑——以成都地区部分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调查为例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对原来二元对立的城乡社会结构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已被我们察觉,有的却要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对未来社会产生某种作用.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存在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种系统性生存风险,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确定他们及其家庭在城市中已有的边缘和弱势地位,产生新城市贫困.这种新城市贫困不仅影响现实社会的公正、公平,更重要的是将会影响未来社会的和谐运转.     

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青年农民工在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中已适应了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被迫返乡后,处于一种组织真空状态,给农村"灰恶化"组织的填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而返乡青年农民工处于高度的"灰恶化"风险之中.而加入乡村"灰恶化"组织后,返乡青年农民工原有的高度组织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不仅会使乡村基层秩序失控,而且还会导致农村青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因此,应当通过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优势,强化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联动与共治,来替代返乡青年农民工的组织真空状态,实现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的源头治理;与此同时,通过弱化乡村"灰恶化"势力、加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重塑,来阻断风险的演化机制;进而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乡村"灰恶化"风险.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民家庭风险的协同治理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发展的失衡,加之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农民抗风险能力明显低于其他人群,这严重制约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从现实情况看,当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家庭在养老育幼、健康卫生、子女教育、婚姻生活、就业创收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潜在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高不确定性、损失严重性等特征。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农民家庭风险治理是其重要保障。因而,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必须准确研判农民家庭风险,创新农民家庭风险治理机制,对农民家庭风险实施有效的防范和治理。     

金融危机对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关于典型城中村“广丰村”的调查报告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农民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直观体现就是收入水平的下降.从生存发展的眼光看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这也是最为关键而深远的影响.从影响的生存环境边际因素看则体现在权益保护、子女教育、租住物价与消费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等方面,这些综合起来也影响到城市农民工的心理安全感.针对上述调查结果,采取多种而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建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城市农民工城市生存发展的后顾之忧,是可行的策略.     

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风险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随着城市空间的高速扩展和城市系统日益复杂化,城市成为各种风险要素的聚集区域。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城乡发展失衡、社会利益分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表明当前中国城市风险治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应对。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当代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对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