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为分析对象

《行诉解释》第106条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重复起诉识别标准。然而,由于该标准过于抽象,法院在识别过程中,一方面因对三要素的理解存在偏差,规范之内未严格遵循三要素均相同的识别标准;另一方面因对诉讼标的之不同理解、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理论之发展、立案登记制下法定起诉条件之解读,规范之外以行政行为、主要争点、事实和理由为识别标准,导致重复起诉认定呈现出宽泛化趋势。据此,应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三要素识别标准为依据,确定当事人同一性之“一般情形+特殊情形”标准,选择诉讼标的同一性之“行政行为违法性说”标准,区分诉讼请求同一性之“诉求相同型与诉求包含型”标准,以此构建和解释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解读美国反托拉斯法适用中的合理规则——兼论英美法上“贸易限制合同”案件的处理模式

合理规则作为美国反托拉斯法适用的一种基本方法,其产生问题一直是我国学界争论的议题。本文从帕克规则在英国法上贸易限制合同案件的最早适用情况入手分析,比较了帕克规则与合理规则之间的关系,认为帕克规则为合理规则在美国法上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在美国法上,合理规则作为一种规制限制贸易与竞争案件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其在19世纪下半叶州法院处理部分性贸易限制合同案件活动而得以确立的,并发展为美国反托拉斯法适用的基本规则。这一演进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合理规则生成的时代性与自创性特征,启示了我国《反垄断法》法律方法设计的现实主义进路。     

客体视角下的公共组织权威 --兼论公众对重塑公共权威的作用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公众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导致传统的公共权威运作模式发生合法性危机,引发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面对公众的崛起,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良好的权威主客体互动是以成熟的权威客体为前提的,同时,还要充分估计公众对权威运作过程的影响。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权威主体对公众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塑造合格的权威客体。     

论人本中心模式的治疗原则与实务运用

人本中心模式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工作治疗模式之一,其所倡导的“当事人中心”、“轻松氛围”、“同感”、“真诚”、“表里如一”等指导原则和理念被广泛运用在诸多领域中。本文通过梳理该模式的核心概念,提出人本中心模式的分析框架,总结其治疗原则和特征,并将该模式运用到对自卑案例的实务分析中。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兼论苏南模式

本文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结合我国苏南地区成功的实践,分析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模式研究——兼论领导干部群众工作能力的提升

领导干部与群众关系模式分为对立型干群关系模式与和谐型干群关系模式。欺骗群众、疏远群众、浪费群力、打压群众、索取回报、群众工作能力低是对立型干群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亲近群众、诚待群众、珍惜群力、服务群众、无私奉献、群众工作能力强是和谐型干群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领导干部群众工作能力是一个由三类（组织引导群众能力、按需服务群众能力、维护群众权益能力）九种能力构成的能力系统。学习研讨、参与实践和总结改进是领导干部提升群众工作能力的基本途径。     

论和谐社会架构下政府管制模式与手段的创新

传统的政府管制是建立在"命令与控制"理念基础之上的一套"官僚制"管制制度,被管制者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其模式和方法手段呈现单一性.在和谐社会构架下,政府管制模式应实现"四个转变":即从政府主导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创新模式;从单纯政府限制模式逐渐转变为提高管制对象自觉精神的激励模式;从单纯的政府政策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协商型政策管制模式;从政府单一主体的管制模式转变为社会参与的多管制主体模式.和谐政府管制的核心是重塑"和谐"精神,认识并坚信政府与社会成员利益的一致性.     

意识形态运行机制视阈下苏联剧变分析--兼论保持党的先进性及其实现路径

苏联剧变,如果在意识形态运行机制视阈下进行剖析,就在于苏联无论从意识形态运行的主体要素、运行原理、运行维护以及运行的评价都难以整合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要素,进而切断了指向意识形态目的的桥梁。基于此视阈的分析,得到了启示也即保持党的先进性,并具体阐述相关的实现路径。     

从资产证券化的理论体系看中国突破模式的选择--兼论现有的八大建议模式

从资产运营和广义资产证券化的角度来考察 ,资产证券化的理论体系包括 :一个核心原理———现金流分析 ,三个基本原理———资产重组原理、风险隔离原理和信用增级原理 ,从这个理论出发 ,选择资产证券化突破模式时必须遵循三个原则 :基础资产必须满足“资产重组原理”的要求 ;能为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示范效应和经验 ;在制度和环境方面只能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择与现行制度和环境冲突最小的交易形式 ,一个是最有条件突破现有制度和环境约束的交易形式。依据这三个原则对现有的八大建议模式进行考察 ,可以得出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有两个突破模式 :“住房抵押贷款模式” +“准表外模式” ;“基础设施收费模式” +“离岸模式”。     

澳门安老服务发展历程、政策变迁与模式分析--兼论对内地老年社会工作的启示

本文根据安老服务实施主体的不同,将澳门安老服务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重点剖析了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主导推进的安老服务政策变迁。澳门安老服务运行模式呈现出运行机制灵活、服务种类多元、服务分层合理、实务研究充分等特点。澳门安老服务的实践和探索对内地老年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能否又好又快地发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进程。而要发展县域工业和县域经济,就必须在深化认识、更新观念的基础上,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尽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实践模式的变革

变革实践模式作为“十一五”规划的基本主题,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的以物质财富的获取为终极目标的实践模式引发了普遍的对立,因而迫切需要实现实践模式的变革,开创新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趣的实践模式,这一新型的实践模式蕴涵着全面和谐的特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历史引入哲学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而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有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而对于哲学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则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的原因

虽然党和政府20多年来反复强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其重视程度不断升级,但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没有根本转变。本文分析了这种转变迟缓的原因,认为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状态变量变化慢是制约我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原因,控制变量的阻碍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观原因。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是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表象原因,深层原因是各级政府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     

论动产浮动抵押

浮动抵押的抵押财产虽然是"浮动的",但也应当遵循物权法定原则,仅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为限。浮动抵押中抵押财产的浮动性既突破了物权客体需要明确肯定的物权客体特定这一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也使传统物权法上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抵押权的保全权、抵押物的转让限制等法律规则处于半休眠状态,而当抵押财产确定后,这些抵押权效力则又恢复活力。"浮动的"抵押财产也使传统的物权登记由物的登记沦为抵押合同等文件登记,并使浮动抵押权具有不同于一般抵押权的实现条件。     

建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以定位教育目标———适应性目标、创新性目标、协助性目标为出发点 ,通过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础途径、关键途径、补充途径、保证途径的探索 ,进一步思考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策略、原则的选择 ,期望最终建构一个较为实效而可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听证制度刍议

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公正、公开、公平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重要程序规范.我国听证制度,在立法上和执法上,都有待于完善.听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抑制行政权的滥用;对行政相对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程序保障;对提高行政机关工作透明度,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听证制度以它公正、公开、简便、效能等优点,将成为我国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     

The Changing Mode of Legal Regul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At present,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operate under a unitary model of legal regulation in which labor law is applied to workers “as a whole, with everyone treated equally.” This causes a number of problems. In reality, due to constantly changing modes of employment and the flexibility of workers’ “affiliation,” forms of employment are highly diverse. In addition to regular employees, there are also “quasi-employees” (employee-like persons) whose affiliation is quite weak, and other special employees. This necessitates the updating of the legislative thinking behind labor laws. While holding fast to the assumption that workers are a vulnerable group, we should revie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employee and draw up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s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situations. Where legislative technique is concerned, we should do away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size-fits-all legislative model in favor of a dedicated model that targets particular types of subject and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old-fashioned model in which “all labor law provisions apply” or “no labor law provisions apply” and categorize employees in such a way as to provide special rules for quasi-employees, special employees and employees of special employers.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categorization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邓小平创新思维方式研究

思维方式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也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动性是绝对的。邓小平是一个唯物辩证法大师,虽然没有相关的哲学著作,但他在理论和实践中善于“照辩证法办事”。这实际上是一种实践辩证思维方式,它为正确认识、把握中国国情、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创新的方法论原则。     

论日本式经济体制

日本虽然自明治维新后建立起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在对外侵略战争期间全面实行了经济统制,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统制经济体制。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指令下,日本虽然进行了“三大民主改革”,但战时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还延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新的日本式的经济体制。针对传统的日本式的经济体制,目前,日本正在进行新的体制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