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应用1991-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东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呈现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FDI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     

FDI的环境效应：“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基于面板ARDL-ECM模型的实证检验

构建ARDL-ECM模型,在全国样本和东、中、西地区样本下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排放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其他地区则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2）FDI对碳排放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差异显著。（3）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技术进步效应和结构效应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FDI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较大的规模效应以及较小的技术进步效应。（4）FDI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且FDI与GDP、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其他因素通过与FDI的相互作用影响碳排放,为将FDI的碳排放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供了实际依据。     

我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相互关系实证研究

关于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通过实证检验我国1985—2004年间FDI与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吸收的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挤入效应。这种挤入效应与FDI进入我国主要采取"绿地投资"的形式和FDI充当着引入外部有效金融体系的作用紧密相关,也与FDI是我国技术引进的主体以及FDI自身投资领域的调整和优化有关。     

我国西部地区引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考察:以重庆为例

在借鉴国内外FDI行业技术溢出效应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模型,并利用重庆市1999-2006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经验模型进行了检验,其结果表明:FDI在我国西部地区存在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而西部地区开放度的提高和国内资本的大量进入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更多地关注内含先进技术的外资进入,而不仅仅是外资数量的增加.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引资国,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凸显.通过对FDI的出口贸易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剖析了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乘数作用和绩效贡献,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出口规模扩大以及出口结构优化等方面都起着积极支持作用,其贸易创造效应、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比较明显,同时存在一定的贸易替代和间接贸易效应,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作用不明显.同时,我国在利用FDI促进出口贸易上还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为此,要培育有序的市场环境,并在加强对FDI有效引导与监督的同时,不断提高国内企业配套能力.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为了进一步衡量省级层面的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包含滞后效应的行业间溢出效应模型,对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做出了行业间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通过后向关联显著提高了山东省内资供应商的产出水平,即存在明显的后向溢出效应,但是通过前向关联的技术溢出则表现出不明显的正向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

通过建立扩展的Solow-Swan模型,对1990—2016年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的产出弹性仅为0.024,远低于同期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0.968)和国内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0.621);同时,对于GDP的实际贡献水平,FDI的平均贡献额仅为1％,同样远低于国内资本的贡献水平(11％),表明重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内资本积累,而FDI的贡献整体而言较小.据此,提出更加注重国内资源禀赋、提升FDI的引资质量和改革创新发展动力的政策主张,为推动重庆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FDI对我国零售业溢出效应的影响

以我国零售业2005—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零售业FDI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的进入确实对我国零售业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其影响力的大小为中部&;gt;东部&;gt;西部;资本密集度对我国零售业产生了较小的负面效应,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是影响我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零售企业规模在西部的影响力比在东中部地区更显著。     

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基于东北三省2006—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利用Stata软件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实证分析三省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FDI变量对产业结构变量影响减弱,且有负面影响趋势。由于FDI变量使用的是相对值,实证结果不能说明其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负面影响,但说明了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在弱化。引入人力资本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存在正向作用的结论,说明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FDI技术溢出对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

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2000-2011年30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FDI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与之前研究不同,广东省制造业数据被按照资本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污染密集度三种标准进行了细致分类,并且在模型中增加了行业利润与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对FDI形成的吸引力等新控制变量。结果表明,FDI对广东省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相较于其他影响因素,FDI技术溢出效应在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等行业中最显著,其中对资本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业产业发展的贡献显著高于其对整个行业贡献的平均水平,高技术行业中FDI的产值贡献明显高于低技术行业。     

所有制差异、FDI与技术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省级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基于system GMM估计方法,从所有制差异角度分析了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在某些领域,FDI对国有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进一步分析表明,FDI对非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通过其与R&D交叉项得到了增强,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有很强的吸收能力,能够成功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部分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较弱,没能通过R&D途径有效吸收内含在FDI中的先进技术而促进其技术创新;第三,只有当内资企业对先进技术拥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时,FDI才可能对其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文章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吸收能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不同来源FDI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地区与行业层面的分析

文章运用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分别从地区与行业层面初步研究了港澳台来源FDI、其他来源FDI和总FDI对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在地区层面其他来源FDI和总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影响不显著.在行业层面其他来源FDI和总FDI分别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产生显著溢出效应;并且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创新能力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以及显著性程度均高于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行业层面港澳台来源FDI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内资企业创新能力没有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FDI、国内投资、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福建省的数据分析与检验

根据协整相关理论利用福建省1979-2004的年度经济数据,对外国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变量之间以及 FDI 和国内投资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     

FDI对内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及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99~2007年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和增长方式的影响,重点探讨了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FDI能与各地区的贸易、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对内资工业部门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促进内资工业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产出增长的方式在全国及西部地区属于粗放式增长,在东部地区属于集约式增长,中部地区的增长方式不确定。     

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行业间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溢出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FDI总体上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到国有企业,这种溢出效应却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面溢出效应主要被其中的私营企业所吸收,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带来的好处。     

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经济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就业之间的联系受到各种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难以完整的评价FDI的就业效应。基于"两缺口"模型、投资乘数原理、就业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对FDI就业效应的定性研究及影响机理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增加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对东道国具有积极的就业创造效应。建议东道国通过调整本国的宏观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就业水平。     

跨国化是外资对中国企业技术积累悖论的最有效的解——兼论中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化的战略定位

FDI悖论的古典理论的假设是不完全的,FDI悖论不只有FDI这一变量决定的,还有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另一个变量ODI,特别是FDI和ODI之间的差决定的。同时FDI也不仅仅建立在古跨国化的典理论所有权优势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技术获取的基础上的。基于跨国化新的假设,只有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跨国化,FDI的悖论程度才会降低,乃至消失;同时,其中的正、效应才会出现转化。因此,新的假设隐含了FDI悖论的,至少是理论上的解。     

FDI对我国内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影响,比较研究外资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外溢差异,并从利用外资规模、外资密度、技术差距等方面剖析了其原因。文章指出,外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发展和内资工业产业结构的提升均存在积极的影响,但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服务业三种生产模式的选择：外包、FDI和本国生产

外包、FDI和本国生产是服务业国际化战略中最重要的三种生产模式。本文通过建立发达国家的国际化选择模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根据最小成本原则,比较了外包模式、FDI模式和本国生产模式下的成本差异;通过建立短期和长期的国际化选择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如何将服务业产品在外包、FDI和本国生产三种生产模式之间进行分配。并对我国如何做好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承接工作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