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我国大学教育陷入危机.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主要有:内迁并调整院校科系,实施战时救济,改革教育制度,服务抗战、配合抗战等.这些政策对战时大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当今大学教育也有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制度

走私贸易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它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抗战时期敌我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国民政府相当重视缉私问题,国民政府应对日寇走私策略演变的统一缉私制度尚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略显迟滞,消极应战的政策和措施居多,不过国民政府的缉私制度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工业建设政策与绩效

抗战时期,中国战场前方战备和后方供给都有待于西部经济建设予以支持,但抗战前西北乃至整个西部的工业是极其微弱的,经济十分落后,难以支撑抗战。为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加大了西北工业建设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运输制度之研究

抗战时期,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国民政府从上至下设置了相关的粮食运输机构,并对粮食运输施以必要的管理。针对粮食运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力图改善,然因财力、人力、交通等诸多因素制约,效果并不显著。在特殊之战时,对国民政府的粮食运输制度不应苛求,它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仓储管理

抗战时期,面对严重的粮食问题,国民政府实行田赋征实,将粮食问题纳入战时统制经济轨道。在田赋征实过程中,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粮食的仓储问题,包括仓库建造、粮食运输、粮食入仓以及入仓后的管理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为保障粮食的分配和供应奠定了基础,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作竞赛运动探析

工作竞赛运动虽曾搁浅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但在现实环境的逼迫及蒋介石的督导之下,正式发起于1942年。迫于战时的特殊局势,工作竞赛虽然聚焦于工矿、交通等生产性事业,但还曾溢出延伸至社会民生、机关业务与学校教育等不同领域。战后,各种因素的交织导致工作竞赛运动销声匿迹。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促使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主因有二:一是财政危机；二是严重的粮食问题,尤其是后者,实为政府最终实施田赋征实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与其说是国民政府自身调整政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战争逼迫下的产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在大学中的反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倾向于保持战前正常教育体系而稍加损益。循此思路,国民政府将大部分大学搬迁到后方,并于1939年制订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了大学界从校长、教授到学生的普遍支持,朝野就“抗战建国”并举达成一致。     

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空军建设评析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中国面临来自日本日趋严重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军方开始致力于防空计划与战略的制定,期望在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接近日本的军事航空水平.这些计划随着局势的变化后来被不断地调整,虽未能全部实现,但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空军(航空队),初步形成了积极防空的力量.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还通过成立航空学校,快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空军人才.此外,又与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合作建立飞机制造厂.这些举措对于推进中国空军建设、抵御后来日军的空中侵略,具有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

自20世纪初日本侵占韩国后,韩国人民一直坚持抗日复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他们一方面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也掀起了复国的独立运动。中国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在华各党派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质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从而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

1927年南京政府统治确立后,即开始与西方先进国家金融体制接轨,但在抗战前未能完成这一转型。抗战期间,为使国家银行“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国民政府遂成立改组了四联总处,代行中央银行职能,扶植中央银行逐步成为“国家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确立了近代中央银行体制。金融体制的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对于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社会的毒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原因,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中国社会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鸦片毒化政策,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抗战时期“西进运动”对河南人口的影响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中国东部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为求生存,在国民政府西迁政策号召下,全国范围掀起了人口"西进运动"。人口大省河南不仅人口数量迅速减少,人口结构也有变化(表现在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等方面),而且打破了传统东多西少的人口地理分布。河南人口的西迁,对缓解人地矛盾、加快偏远地区开发等方面有较大的积极作用,但由战争引发的被动迁移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