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权力腐败的条件与防治对策——从阿克顿定律谈起

公共权力机关的直接自利、公共职能的大范围垄断和权力运行过程的高度封闭是公共权力走向腐败的三个基本条件.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被合法化并且发展到极致,都足以使任何监督完全失灵.防治腐败的有效之策就是将公共权力包括相关的公共利益、公共权力部门从神坛上请下来,改革公务员任用方式和工资福利支付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最大限度地推行政务公开等.     

公共权力异化的伦理规约

政府要完成自身的使命,进行公共管理和政治统治,必须掌握和运用一定的权力.政府手中的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公共权力.权力的公共性是政府权力的根本属性,是对政府应然状态的确认,然而在实然层面上,却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异化",其根源在于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从伦理学角度讲,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对公共权力进行伦理规约,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公共性与伦理"普遍物"是相通的.     

从权力和腐败的伴生关系谈对权力的制约

运用公共管理学和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剖析腐败和权力的伴生关系,这种伴生关系主要表现在权力腐败中存在的供求关系和依赖关系.要杜绝这种伴生关系,一方面要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权力,减少公共权力对资源的垄断支配,另一方面要建立切实可行的选人、用人、监督人的制度.     

行业协会公共权力异化及其防治

行业协会的公共权力包括行政管理权和自律权两种类型,前者来源于法律、法规授权或政府委托,而后者则出自会员通过契约的让渡.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公共权力都有可能偏离其预定轨道、背离其追求公共利益的本原目标,行业协会所享有的公共权力也不例外.现实中,行业协会公共权力的"懈怠"或"滥用"现象并不罕见.要保证行业协会的公共权力在既定轨道上正常运行,以法律角度看,应当分别从设立体制、权力规制、救济途径三个方面入手,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     

公共权力与腐败：一个分析的框架

本文在认真分析腐败、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主体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腐败与公共权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同时,腐败也只能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为此,我们要有效地反对腐败就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而不是盲目地反对公共权力。     

权力监督: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

加强权力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公共权力是不能被用来交换的,权钱交换中的“权”是已经被“私有化”了的“公共”权力,这一过程历经公权与职务分离、公权与主体分离、公权与客体分离、公权与职能分离、权力体系变异等五个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权力仍有被变异的危险。为了防止因为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分离所引起的权力变异,亟需为公共权力的运行设定规则,把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实行权力监督,权力公开运作,有利于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有利于我党取得群众信任,有利于提高干部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对腐败起到预警、抑制、惩治的作用。      

以权利制约权力：遏制公共权力异化的重要途径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探讨以权利制约权力,可以找出一条遏制公共权力异化的途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共权力边界调整

公共权力边界是公共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界限,它本质上体现了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边界的调整和再造,形成科学的公共权力边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总体而言,我国的公共权力边界划分日趋清晰,但也仍然存在着内部边界重叠交叉、外部边界规范化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权力效能的提升。公共权力边界受到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当重点从政府职能定位、社会力量培育、程序正义规约、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来入手为公共权力运行设定合理边界。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论权责统一:公共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源于公共权力“公属”和“私掌”的分离 ,解决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是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之一 ,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 ,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价值目的。因此 ,对公共权力的设置课以相应的责任规定 ,以建立权责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 ,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 ,也是公共行政合理的逻辑     

论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

公共权力异化是导致商业贿赂产生的起因,加强行政监督及健全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来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进而从源头上预防国家公职人员以公共权力异化谋求利益,产生商业贿赂。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公共权力良性运行问题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它的实现取决于公共权力的正确使用和合理配置。但是,社会转型期内的政府公共权力异化及政府对公共权力的过度垄断问题已经成为这一既定目标实现的最大挑战和障碍。为了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其内涵与价值理念,并在这些价值理念的指导下深入研究我国政府公共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服务型政府视域下实现我国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路径选择。     

权力制衡机制是否完善是官德建设的关键

在市场转型的特殊时期 ,公共权力的不规范操作容易给少数人带来利益最大化 ,这样就刺激了人们对权力“寻租”的冲动 ,为权力腐败制造了条件。因此 ,要彻底消除权力腐败 ,势必要提高官德水平。要善于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能有效地预防权力失范和增强官员道德的中国特色的官德建设之路。建立和完善那种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官德建设成败的关键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的宪法问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历史经纬,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宽泛解释,也不是诉讼监督权的自然延伸,而是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一般监督权.检察监督的改革创新为一般监督权的续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而权力属性为一般监督权的定位也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配置,尤其是在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以及监督内容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新的路径.     

公共权力监督与机制建设思考

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执政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和公共性特征决定着权力的责任和影响。权力大,责任就大,影响力就越大。公共权力一旦失去监控而被滥用必然导致权力腐败,对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进行约束和监控。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需要正确把握权力制约监督的主动权,探寻权力制约监督新思路,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新机制。     

论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

当代中国正在探索着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可以说,有了公共权力,便有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     

社会权力的构成及其阶段演进特征

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定义归纳起来有手段说、强制说、能力说和选择说四种,这些定义都没有揭示出权力的组织化特征,未能对“权力的构成”作出回答,难以对权力的运动和阶段划分得出理性的认识。从新的视角看,权力应该是个人或团体以组织化的方式对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占有和分配,并为此建立群体认同的人类行为。权力是由利益、组织、规则三种要素构成,这三种要素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推动着权力沿着从最大化向最小化方向的运动。这一运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权力阶段、相对权力阶段、公共权力阶段。绝对权力阶段以组织利益与规则利益的高度重合为特征,相对权力阶段以规则利益高于组织利益为特征,公共权力阶段以非权力组织的高度发育和规则的简约化为特征,并且权力在受到最高程度的制约后(即最小化)将会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只有权力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制约,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才能获得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