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南宋郑樵的《通志·七音略》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史的重要资料.郑樵讲,他撰写《七音略》,“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后来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七音韵鉴》的作者是“胡僧”.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七音韵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胡僧”,但郑樵所说的“妙义”,即唐末宋初出现的等韵学理论,却的确与印度的梵语语言学知识有关,后者正是通过“胡僧”传到中国来的.郑樵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值得加以考虑.     

《史记》“小人物”与哲理意蕴

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夹生饭"式的小人物熟视无睹,但<史记>涉及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作者把他们还原到生命的原生态中,在生活的混沌状态里表达对人生、对世事、对历史的体验和感悟.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道理往往通过这些本色的生活事件传达出来;而这些平凡而微不足道的陪衬人物,弥合了立传人物的空间张力,从而承接了<史记>文本别有韵致的深沉意味.     

“苍生”与“鬼神”—一段被误解的《史记》

本文针对历史上关于汉文帝与贾生宣室夜话“不同苍生问鬼神”的种种误解作了详细的辩析，旨在从史实背景上澄清一段被误解的《史记》文字。     

“约法三章”不宜割裂

中华书局本《史记》、《汉书》，把汉高祖刘邦为三秦父老“约法三章”四字割裂开来解读标点是不妥当的。它既与流传已久的成语相悖，又不符合马、班原意，且历代史家也无如此解读者。此误很可能源于对原典文句中“与”字词性的误判。     

《通志》对《续文献通考》“氏族考、六书考、谥法考”的影响

《续文献通考》是明代至近代以前唯一一部私撰典制通史,是对《文献通考》的续修与增补,它的突出贡献是门类的增加。王圻在马端林二十四考的基础上新增六考,即＂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从其源流看,氏族考、六书考、谥法考明显受到郑樵《通志》的影响。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与樊哙……步走”考辨

本文从考证“与”字入手,认为“与”是一个含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其含意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使”或“让”,故《鸿门宴》中“与樊哙……步走”句既不能解释为“(沛公)和樊哙……徒步逃跑”,也不能解释为“党与(随从)樊哙……徒步逃跑”,而应当解释为“(沛公)让樊哙……跑步跟随”。     

《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中记载了很多有别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的小事,这些小事虽然并不直接与历史的主要情节发生联系,但在整个<史记>叙事中却是重要的环节.缺少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不仅情节结构上会有缺陷,而且会极大影响历史意义的解释与表达.有相当一部分微小事件在<史记>叙事中会逐渐发展,最后演变成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史记>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孔老对话”的多重意蕴

《史记·老子传》中，孔、老对话内容的来源和真实涵义一直未受置疑，但考诸史实，实为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之笔。在《老子传》和《孔子世家》中，司马迁结合自己深切的人生经验，借老子之口，隐秘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和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一个个人化的批评：这就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摆脱某种既成价值观的束缚，在一个充满暴力、危险和陷阱的世界上，如何享有一个安全和幸福的生活。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史记》“彘肩”之文化内涵考论

＂彘肩＂之注首见于1927年胡怀琛等选注的《史记》。八十多年来,大陆与台湾的学者对该词之注解大致有5种之多。此种众说并峙的格局直接影响了对鸿门宴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因此,界定＂彘肩＂之确切体位并考论其文化内涵甚为必要。     

“《左传》原本”发覆

"《左传》原本"这一说法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指《左传》最初的成书形态。通过对《汉书.刘歆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可以发现,"《左传》原本"并非刘歆"引传文以解经"之前的"《左氏春秋》",而实为"《孔子史记》",它构成了先秦《左氏春秋》及此后各种传本的骨干。虽然《左传》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屡有增改或分合,但其核心即"《孔子史记》"的内容却基本未变。弄清"《左传》原本"即"《孔子史记》"或"《孔春秋》"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左传》的性质。     

“赵氏孤儿”的两个面相:“大复仇”与考古学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史记·赵世家》与《左传》的记载中展示出两种不同面貌,前者为英雄神话,传递出大复仇的意义;后者则呈现为一场包含着通奸、诬告和利益的暗中转移的政治阴谋。在不以历史真相为诉求对象的意义上,通过对两种叙事中不同策略的分析,可以分辨出专注于人物命运的叙事策略和专注于事件进程的叙事策略,而前者在历史上的传播远比后者成功。在对两种策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权力运作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将话语与实践相联系,才能从历史陈述中间获得有价值的历史知识。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汉赋”确立与汉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

《史记》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作为汉赋产生的关键人物,这种记载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后世“先入为主”的叙述语气。从《史记》的记载看,汉赋具有包括楚辞、《诗经》、荀卿赋等不同先秦源头,并且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以及吴、梁、齐、蜀等地域文化的影响。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除了其自身与黄老、神仙、儒术的思想关系外,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文化需要,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而具有“帝国”气象的汉武帝时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