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古今之争”与美学现代性

"古今之争"对于美学现代性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是佩罗和丰特奈尔确立了艺术与科学的分界,从而初步论述了艺术的自律地位;其次是认识到了趣味的相对性,因而为现代人的创造性做了有力的辩护。美学现代性能够在18世纪最终确立,在此之前的"古今之争"功不可没。     

解释学与“古今之争”

"古今之争"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一场持续的运动。它由最初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转化为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促进了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由此对解释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解释学的发展可以说伴随着"古今之争",其研究内容受到它的规定,从中引发出来的问题及其意义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深远的。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胡适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之称.他是明确把中国新文化运动比附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人,并参照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变革的成功经验用以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而在人的觉醒,文化的复兴与创造等方面体现了文艺复兴之精神.     

“古今之争”中的莱辛及其《拉奥孔》

通过细读《拉奥孔》，从诗与画的界限、美与真的冲突，从与温克尔曼的古典美理论同与不同的原因以及他们在“古今之争”中的各自地位，阐述莱辛在“古今之争”中美学思想的复杂性。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中的“花园”意象

善于利用"花园"意象来阐述爱情主题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的一大特色。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中的"花园"意象主要有三种类型:"大地花园""人体花园"和"宇宙花园"。该时期爱情诗中的大地、人体和宇宙花园意象既渗透着基督教意识,又体现了人文主义对自然、人、神的整体关怀。     

“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

从全球视野看,当下的热门话题"中西之争",其实是更长历史、更大范围的"东西之争"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巨观历史的视野中,只有东西之争,没有南北之争。东西之争在不同时期聚焦不同,但贯穿文明社会以还的长时段历史。"东西之争"因此与全球史的历史演进完全重合。从全球史角度看,东西之争的历史成像依次为波斯与古希腊争战、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社会对阵、东欧与西欧较量、中国与西方竞争。目前的中西之争已经从此前的虚像变为实像,由中国问题变成全球问题。但这一呈像的近景必须在由远及近的全球史进程中才能呈现全幅图景。从东方视角看待中西之争,中国能否在竞争中战而胜之,促使人们从东西之争的规范视角、更高站位寻求答案。     

语言与意义的“类”之别——维特根斯坦“可说与不可说”的“类”逻辑

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的划分是对语言与意义之内在关联的典型呈现。立足于"类"之别探讨语言与意义之关系,认为在"全类"的意义上,语言与意义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而又相互关联——语言的实现领域为意义奠定基础,意义领域的明确则为语言逻辑的使用提供保障;在"空类"的意义上,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异质性和非对称性区别表达语言之可说与意义之不可说的界限;在对这一关联和界限把握的基础上探索"可说"的语言如何为"不可说"的意义寻求新的理解方式。     

反思新道统法哲学的话语逻辑

新道统法哲学是针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间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法哲学。新道统法哲学通过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而形成和发展起来,所以有必要对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的话语逻辑进行分析。经研究发现,由于两者内含的辨析逻辑层次不一致而导致内在的紧张,需要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合理解释和调整。由于新道统法哲学对知识论的逻辑没有交待清楚而导致诸多错误理解,因此需要对知识构建论的内在逻辑进行调整,以消除误解。     

社会转型中的“公—私”道德困境——基于CGSS2013和江苏省调查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的"公—私"困境亟需"实证"研究——包含社会学之"实"和伦理学之"证"——需借助两者兼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加以分析。以社会转型引发的"失范"为背景,本研究从官、商、伶三大群体的"以私害公"问题切入,揭示其承受的的道德批判与上述背景间存在深刻关联——"古今中西"的文化差异和价值之争。为"治疗"这一"症结",本研究最终倡导"公—私—同—理"的跨文化整合理论研究和"实—证"的方法论批判。     

重启“古今之争”

<正>时间本无限，既无始，也无终，因此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古今”问题。就算在古代，也同样有“古今之争”，因为总还有比那时更古的往昔。柏拉图身处古希腊的“古典时期”，在他之前还有数个世纪的“古风时期”。所谓“古风”，意为“开端”（arche），但古希腊的古风时期还远不是西方文明的开端，且不说古希腊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小亚细亚文明的影响，即便在古希腊内部，也还有青铜文明以及杳不可考的远古时期。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其实都在围绕一条道路展开，     

从“中世纪”一词谈起

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中,介于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那个时期,通常写作“中世纪”.“中世纪”是个译名,它的西文原语最早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拉丁语medium aevum近代欧洲各种语言与之同义的词.     

“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与新时期文学

20世纪80年代各文学刊物上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与当时复杂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势密切相关,与思想界、文学界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反复较量紧密纠缠。从"新人"讨论及其逐渐淡出文坛的过程,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以及这种张力与当时复杂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反复的讨论和较量中,革命时代所形成的人物形象规范逐渐解体。     

法律与道德“结合命题”何以可能?——兼评富勒的“内在道德”学说

朗·富勒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的法律观不同,而两种不同法律观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展开的争论,可归结为"分离命题"与"结合命题"之争,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富勒对此做过一套逻辑上的论证,其"内在道德"学说旨在克服"分离命题";只不过他所借助的概念分析和模态逻辑,也是伦理自然主义者所借助的重要理论工具。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和法治有重要意义。     

“心性儒学”中心性与治道的互动——虚与实的辩证

当代儒学中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表面上看,是儒学中的孟子道路与荀子道路之争。但由于荀子及其公羊后学的现代继承者所阐述的"政治儒学"存在着内在矛盾与根本缺陷,并残留着自标的"贤能"、其实不过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精英"对普通公民无根据的优越感,以及对普通公民养成独立、自主健全人格的忽视,这一论争远未达到"孟荀之争"的高度。就目前来看,心性儒学所内涵的"虚"与"实"的辩证与互动,即"虚以控实"和"实以显虚"的两往还,是儒学在当代的生命力所在,代表着当代儒学发展的新趋向。     

试论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信、达、雅之争和直译、意译之争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的延续.面对这场翻译标准的争论,不应各执一端.对于文质之争、信达雅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它们的本质并不是矛盾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对此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多元互补论"就是很好的立意,有益于正确认识我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翻译标准的争论.     

传统文化价值视野中的佛、道教“夷夏之争”——以汉魏两晋南北朝为限

"夷夏之争"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的重大问题之一.在东汉和魏晋时期,两教主要围绕"老子化胡"肆意编造关于本教教主的神话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自神其教,这是佛道争端的前奏.南北朝时期佛道矛盾全面激化,两教就"夷夏之辩"展开空前的大辩论,形成了排佛派、拥佛派和融通派三派基本主张."夷夏之争"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面.自南朝后期始,儒、释、道三教互相吸收融合的主张与趋势成为主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论“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论"有无",在魏晋六朝时期经玄学之争实现了由哲学、美学领域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化,并在玄学思潮、言意之争、人物品评和文学创作等共同构筑的场域中,内涵日益丰富起来。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不单来自哲学和思想史,而且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魏晋六朝时期的文学实践为"虚实"含义的演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该文在论及"虚实"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发展面貌后,以刘勰"隐秀"说与当时"永明"诗风为个案,透视"虚实"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