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到服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逻辑转换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经历了由统治、管理再到服务的逻辑转换。在古代社会,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排除了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公共管理的可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只能是权力导向的统治主客体关系;到了近代社会,等级化的官僚行政垄断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不允许政府之外治理力量的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定位只能在单向度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思维框架下进行适当调适;随着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现代社会强调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尤其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治理作用,由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正在走向多样化良性互动的新愿景。     

中国公共管理体系中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共青团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探索为例

在全球性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变的行政改革运动中，非政府公共组织成为公共管理的新兴主体。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管理的多元治理模式正在形成，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非政府公共组织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范例，共青团组织在不断拓展社会职能中探索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制，逐步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实践提供了经验。     

论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公共性的扩散

新公共管理运动在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西方福利国家危机使非政府组织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改革中的私有化改革使非政府组织具有公共性,从而导致了公共性的扩散。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不同于政府的公共性,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共性有助于公共行政从形式公共性转变为实质公共性。     

论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行政处罚作为损益性行政行为，其自由裁量权又有较大的灵活性，一旦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那么对相对人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仍需进行规制，以做到“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罚当其罪”，最大限度实现社会正义。     

非政府组织公共管理权力的来源探析

自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权力。文章先指出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权力法定，二是权力委托，三是权力约定；然后从六个方面全面分析了非政府组织权力来源的合理性；接着以上述的三个权力来源途径为思路，详细分析了非政府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最后得出结论：总体而言，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来源合理性有余，而合法性不足。     

非政府组织的分类与行政法定位?

在我国,飞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活跃在教育、卫生、环保、扶贫等各个领域,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但是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相关立法却明显地滞后。国内外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分类标准并不适合行政法对其进行管理的需要,因此采用一种新的标准,对非政府组织进行重新划分便是本文阐述的重点。本文所设定的新标准从立法者和管理者的角度着手,以自治权力的大小和自治程度的高低来划分非政府组织的大类。在行政法律责任承担的分析中,本文从非政府组织权力来源的角度着手,明确阐述了三种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责任和行政法调整范围。     

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价值与法治功能探析

作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的主角,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对现代国家追求立宪主义的目标而言,非政府组织的民主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制衡公共权力和促进公民社会成长;非政府组织的法治功能则主要体现在整合调控多元利益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两个方面。     

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日益跻身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的管理新型主体之一,推动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同时构成政府的社会管理对象之一,挑战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登记注册而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活跃于城乡社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对草根非政府组织执法不能,表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发生冲突,我们现行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面临改革的压力.文章深入分析了草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及其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试图探索走出这一危机和困境的策略.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非政府组织与妇女发展

非政府组织具有填补国家福利职能和市场公益职能缺失的特性 ,起到为个人在追求公共目标中发挥个人创造性提供组织中介的作用 ,因而 ,全球及国内兴起的非政府组织成为一支推动男女平等社会政策的力量。它的作用体现在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国际组织和国家决策的过程 ;利用国内外资源帮助城乡贫困女性群体脱贫 ;为广大基层劳动女性和城镇下岗女工提供专业咨询和技能培训 ;在社区服务和为女性受害者提供援助等方面     

全面规范自由裁量权 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去年10月份开始，启东市全面启动公共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在此过程中，该市从事实及性质认定、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限时办结等四个方面，全面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用法治手段解决执法不公、“同案不同果”、“同案异罚”等问题，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在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的作用，     

我国非政府组织:检视、批评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出现,既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回应,也是我国市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还处于弱势生存期。因此,在社会转型加剧和社会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在从国家中心主义迈向福利多元主义的路途中,检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客观地评估其作为与局限,积极探寻其发展思路与建议,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家能力建构和市民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超越大有裨益。     

公共管理权力边界:政府与大学——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公共管理背景下的大学自治和政府控制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反映出大学与政府在学术和绩效上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公共管理六大权力组织都对其发挥影响,其中政府的权力是最主要的。根据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政府权力在大学运行中存在着三大模糊与困境:大学自主办学权力缺失、非正式政府组织的权力边界模糊、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因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的相对有限性、形成以学术为导向的权力结构是其发展的关键。     

治理模式下行政法对社会公共组织的权力规范

现实情况表明,目前我国社会公共组织,其权力从产生、使用到监督,都无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建议制定《社会公共组织法》,探讨了在治理模式下,社会公共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并从法理和行政法功能这两个角度论证了将其纳入行政法规范围的依据。     

我国非政府组织：检视、批评与超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出现，既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回应，也是我国市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还处于弱势生存期。因此，在社会转型加剧和社会问题丛生的背景下，在从国家中心主义迈向福利多元主义的路途中，检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客观地评估其作为与局限，积极探寻其发展思路与建议，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家能力建构和市民社会发育之间的关系、实现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超越大有裨益。     

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角色与地位探讨

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特性,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扮演着政府“助理”的角色,指出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困境,从管理主体、社会层面、制度建设上提出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具体措施。     

营销理念及方法在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后,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发展很快,在中国的公共治理中愈渐显现出其重要性,但其发展也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探讨运用营销的理念和方法,从非政府组织自身去促使其发展,消除各方面的制约,将有助于其在促进中国社会公共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学者的青睐,并日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政体为切入点,对比研究了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传统型政体之下,非政府组织在基层社会得到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封建君主在主观意志上是不愿意看到非政府组织过分强大的;在过渡型政体之下,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政府希望借助非政府组织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短板,但极力避免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在现代型政体之中,非政府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社会民众基础,政府渐渐把一些原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转交非政府组织打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     

公民社会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回应优势分析

针对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心的理论问题,采用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以回应公众诉求为己任,但两者回应的机制不同,非政府组织以其回应的灵活性、高效性、精准性、积聚性、内在动力性优势在不同层面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回应社会公共需求或提供准公共物品,一方面可以壮大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鉴照政府回应机制的完善,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进而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绩效和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成本。     

网络动员中中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各种社团组织蓬勃发展,国家权力开始发生了一定转移,这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和发生的条件.由于行政控制和法律约束,现实社会动员转向成本低廉、传播迅速、监管较难的互联网动员发展.作为公民社会重要主体的中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动员公众及联动其他组织三个渠道,在网络空间中对社会动员的发生和扩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应用能力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欠缺,其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也不应被夸大,中国非政府组织欲在网络空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应致力于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非政府组织在网络动员中的作用,政府也应转向在＂公共治理模式＂下探寻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