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股市震荡,油价波动剧烈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研究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综合评价现有研究的缺陷和既有改进方法的情况后,本文借鉴Diebold and Yilmaz （2012）的研究方法探索国际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1986年1月到2016年12月原油价格、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和中国股票价格的月度数据,分别研究了静态波动溢出指数,动态波动溢出指数并做出了非线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变量国际油价解释了大部分的波动。方向性溢出指数是双向的和非对称的。在整个样本阶段系统的波动主要来自其他变量的冲击,变量国际油价的溢出效应占比重较大。变量国际油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价对其他变量的波动溢出都存在非线性效应,前两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后者的正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小,负向变量的溢出效应较大。     

金融压力溢出对宏观经济的时变非线性效应研究

监测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对于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揭示金融压力溢出对宏观经济的时变非线性效应,采用广义方差分解模型构建金融压力溢出指数;结合MS-VAR模型监测金融压力溢出,进一步实证检验金融压力溢出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股票市场与外汇市场是金融压力溢出的重要传递者,而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是跨市场金融压力溢出的重要接收者。第二,金融压力溢出指数存在较为明显的两区制,大多数时间处于平稳状态,只有出现极端压力事件时导致金融压力溢出指数急剧上升。第三,金融压力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应主要为负向;对物价水平的传导效应主要为正向;对利率水平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是存在差异的。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BVGARCH-BEKK模型,结合LR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采用199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和上证A股指数的日交易数据,并考虑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划分为汇改前和汇改后两个子样本区间,深入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上证A股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在汇改前和汇改后的表现不同;汇改前表现为显著的从汇率到股市收益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从股市收益率到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有所增强.针对实证结论,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制度因素,并且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基于ICA模型的国际股指期货及股票市场对我国股市波动溢出研究

将独立成分分析(ICA)方法引入金融衍生品市场与基础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研究,克服了传统方法解决高维金融时间序列波动问题时的障碍。通过与VECH、BEKK和DCC等传统多元GARCH模型的对比分析,本文所建立的ICA-EGARCH-M模型在解决高维问题时体现出一定的优势。在实证研究中,应用该模型考察了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的股指期货市场及其股票市场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共同波动溢出。结果表明ICA-EGARCH-M模型不仅验证了波动溢出效应的存在,而且反映出了波动溢出的主要来源,能够较好地解决高维金融时间序列数据的波动溢出问题。     

国际金融市场波动非线性因果性和溢出效应

针对人民币、欧元、日元兑美元的官方汇率,选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各三年的数据参照对比分析,计算三者汇率的均值方程的残差之间的交叉相关(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CCF),利用Yin-Wong Cheung,LilianK.Ng检验统计量和Hong Y.检验统计量,验证3种汇率的标准残差的方差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并以此信息为依据构建BEKK-MGARCH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欧元、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而验证了各个变量序列方差之间非线性因果关系的稳健性.在Hong检验中引入了截断核函数,使得对低阶时滞项赋予了较大权重,从而准确地刻画近期波动对当前波动影响更大的特征.在建立Vector GARCH模型之前,很少有文献先进行方差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即使进行了简单检验,通常错误地把Q2(p)当作变量序列的方差之间的非线性因果关系检验统计量.     

基于向量GARCH模型的国际证券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以向量GARCH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国际证券市场中上海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并且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市场均不存在单向的均值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加强。     

金融市场波动溢出分析及实证研究

对于动态投资组合与风险管理来说,测度波动的溢出效应是非常重要的.在已有的文献中往往是检验不同金融市场之间是否存在波动溢出,对产生波动溢出的概率却未提及.文章在研究金融市场间影响概率的基础上,引入了分位数表示市场风险,证明了金融市场之间线性相关与相互影响概率之间的关系;随后给出了金融市场波动溢出的新定义,构建了回归模型,并证明了在不同线性相关下回归参数与相互影响概率的对应关系,最后进行了实证分析.     

上海与伦敦期铜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向量GARCH模型考察上海和伦敦两个期铜市场间收益率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上海期铜与伦敦期铜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分阶段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2001年前两个市场间,仅存在伦敦期铜市场对上海期铜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而2001年后,两个市场的联系加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     

基于时变波动率的存款保险定价研究

存款保险合理定价对于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但是现有研究却很少考虑银行资产异方差性以及债务清偿顺序的差异.利用GARCH过程刻画资产收益波动率的时变性,结合债务清偿结构得到了封闭形式的存款保险定价公式,并给出了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利用A股上市银行数据估计资产过程,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时变波动率和债务清偿结构对存款保险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忽视资产收益波动率的时变性在高风险时段将导致存款保险价格被高估,而在低风险时段却会导致价格被低估;高优先级负债越多,存款保险价格越高,普通债务(包括存款)越多,存款保险价格也越高,但前者的影响更大;受次级债的影响,忽视债务清偿顺序的差异往往导致存款保险价格被明显高估.     

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收益引导角色——基于亚太地区股票市场的分析

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亚太股市间的关系: 同期的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和跨期的收益可预 测性( 领先—滞后关系) ． 首先,通过构造溢出指数和滚动窗口分析,研究亚太地区股市的同期 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发现近二十年随着各国金融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亚太地区股 市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进一步研究中国香港对其他亚太地区股市的溢 出效应,发现中国香港股市收益溢出指数显示出其区域的领导地位及其影响力逐渐加强; 波动 溢出指数震荡幅度较大,金融危机时期呈现跳跃式变化． 结合经济、政治等事件分析,发现中 国香港股市的发展和国际区域合作会提高其溢出效应,而在危机中波动溢出效应大幅提升,社 会和政治稳定性会降低中国香港的溢出效应． 最后,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中中国香港与13 个 亚太地区股市收益的领先—滞后关系检验,发现中国香港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后,中国香港股市对多数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研究结论对人们理解国际市场之 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各国如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如何保持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都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     

沪港通能否促进A股与香港股票市场一体化

沪港通是否有助于促进A股与香港股票市场一体化?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沪港通标的股中A+H交叉上市公司A股和H股的价格差异,分析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并提出提高市场一体化的套利交易策略。基于转移模型的log t检验结果表明,交叉上市公司A股和H股价格的收敛性因公司和时间而变,具有收敛关系的交叉上市公司占比较低,A股与香港股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且未见提高趋势。为提高股票市场一体化水平,本文基于价差极值服从广义帕累托分布（Generalized Pareto Distribution,GPD）的VaR模型构造了无套利区间的上下界,提出A+H交叉上市公司A股和H股套利交易策略,实证结果表明该策略能够获得显著的正收益。本文为市场一体化研究提供经验证据并为通过套利交易促进市场一体化提供解决方案,为深港通推出起到借鉴作用。     

中国股市异象的时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股市存在诸多市场异象,而其时变性却常被忽视。本文从动态视角出发,基于条件CAPM,研究了中国股市异象的时变特征及影响其变化的经济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条件CAPM下,各类市场异象仍然存在,并且表现出显著的时变性。在样本期内,中国股票市场异象发生了风格转换,以账面市值比异象、市盈率异象为代表的价值型异象正在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而规模、特质波动率、换手率以及市场风险异象正逐渐显现并仍有增强的趋势。同时,规模、账面市值比、市盈率等"基本面类"异象主要受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反映了更多经济风险的信息;而特质波动率、换手率以及市场风险等"市场类"异象主要受市场因素的影响,此类异象更可能是市场无效的表现。此外,研究还发现,条件β未能捕捉到各多空组合收益率蕴含的经济风险,这是条件CAPM无法解释各市场异象的原因之一。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我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小波多分辨的多元BEKK-GARCH(1,1)模型分析

汇率机制和股权分置改革加强了我国汇市与股市一体化程度, 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演化和几大经济危机爆发进一步增强了两个市场间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小波多分辨分析与多元BEKK-GARCH(1, 1)模型相结合方式研究了国内汇市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 实证结果不仅表明两大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还发现在不同交易周期下存在着不同的波动溢出效应, 短期来看股市向汇市有单向传递效应, 随周期变长发展为双向溢出, 其中又以汇市向股市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长期则仅有小幅度溢出效应存在于股市向汇市波动传递过程中。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沪港通的证据

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创新措施,近年来受到实务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沪港通实施作为自然实验,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2016年的样本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模型),检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发现:1)相比于非沪股通标的公司而言,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沪股通标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 2)沪港通对沪股通标的公司股价崩盘的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 3)沪港通政策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路径在于:沪港通政策提升了沪股通标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了噪音交易程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沪港通政策对港股通标的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说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股价"暴涨暴跌"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基于SV-M模型的股票市场风险溢价与波动关系研究

资产收益的风险溢价是金融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深入考察现有的两种收益与波动关系模型(GARCH-M和SV-M)差异的基础上,以新兴股票市场中的上证综指和成熟股票市场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为例,运用更具理论优势的SV-M模型,实证考察了两种类型市场中风险溢价与波动率之间关系的不同状况。研究结果显示,上证综指的波动率对其风险溢价有负向影响,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波动率对其风险溢价有正向影响;但无论影响方向正负,波动率对风险溢价的影响都是非常微弱的。论文结合两种市场中的不同波动状况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     

中国沪深股市结构性波动的政策性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划分均值和方差变点的迭代累积平方和算法(ICSS:MV)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1996年12月16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日收益率序列进行结构变点的检验,通过将结构变点与重大事件对应选取影响沪深股市结构性波动的政策性事件,并根据选取的事件将样本区间分成13个子区间。为了避免参数模型中模型误设的缺陷,利用非参数GARCH模型估计样本区间的波动率;最后利用N-W核回归估计对非参数GARCH估计的波动率与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股市结构性波动产生的政策性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发现央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国有股的减持、允许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买卖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印花税等政策性因素是造成我国股市变结构波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