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与《诗经》婚恋悲剧——《诗经》婚恋悲剧探源

探讨《诗经》婚恋悲剧产生的根源,固然不能忽视周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诗经》时代的周礼与后世封建专制时期吃人的礼教至少有三点不同：一、周礼不下庶人,它的作用范围十分有限;二、周礼重自律、不重强制,它的实际制约力是有限的;三、周礼在西周末年开始走向废弛,其实际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因此,不能因袭“礼教吃人”的思维程式把《诗经》婚恋悲剧的根源简单地归之于礼教,除了礼教的因素之外,更多的追求专一的婚恋悲剧应当从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过渡形态的婚姻形式以及男权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诸方面去探讨其产生的根源     

《孔雀东南飞》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成因之比较

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与莎士比亚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同属著名爱情悲剧,这两部作品,虽然是不同体裁、不同时期、出自不同作家之手的作品,却都写出了一对纯洁善良的青年男女为爱情而牺牲的悲剧。封建文化制度和封建家长的干涉与阻挠造成了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但是由于主人公性格和所处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它们在悲剧的成因上又有些许不同之处:造成两者悲剧命运的矛盾冲突不一样,悲剧主人公的性格不相同等。     

论《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

巴金在他的代表作《家》中为我们讲诉了高家悲欢离合的历史,刻画了许多性格各异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对人,尤其是对那些柔弱而善良的女子的束缚和毒害。文章从鸣凤、梅、瑞珏和琴等几个典型人物形象入手,分析了《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及悲剧的根源。文中认为这些女性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封建的专制和礼教及封建的奴化教育所造成的。     

试谈焦仲卿的性格转化过程及其悲剧意义

焦仲卿的家境、社会地位以及他所受的教育，造就了他以忍让的态度处事的性格．但他的忍让并没有获得封建家长的同情与怜悯，相反，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他与刘兰芝破境重圆的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走上了彻底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他的悲剧显示了封建家长制的残暴，同时说明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走上彻底反封建的道路．     

能指与所指的悖谬──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北京人》的喜剧性

曹禹自叙《北京人）是部喜剧，它辛辣无情地鞭挞、讽刺着必然衰亡的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然而，作者不仅如沙汀一般将无情的冷嘲隐藏在日常生活的平谈描述之中，而且更胜一筹，营造出诗意葱笼的抒情氛围，给剧作被上悲剧色调的外衣，使读者、观众的感情发生偏移，难觅其矛头所向。喜剧的基本审美定位在于．它以堂而皇之的形式掩盖着本质的虚假，造成现象与本质的错位，错位的程度、幅度越大，喜剧效果便越明显。别林斯基说：“直接而肯定地说出相应概念，总比其中包含着和字面相反意义的概念容易被人理解”①。而深话中国传统文学技巧和中国…     

政治制度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

殉情在世界上备民族中都发生过,但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的纳西族那样惨烈和严重.本文认为,政治制度变革引发的文化变迁是导致纳西族殉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清王朝在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实施"改土归流",推行大规模的"以夏变夷"强权政治和强制性的风俗变革,纳西族传统性爱观、婚姻观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冲突,儒家文化的封建礼教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导致了众多的殉情悲剧.     

重新审视林黛玉的悲剧人生

林黛玉是文学作品中典型的悲剧形象,很多人说黛玉的个性中有反封建的叛逆,我从《红楼梦》的字里行间读出的更多是黛玉的无奈,对封建礼教的屈从。一方面是要恪守封建的道德礼教规范,一方面是对爱情的渴望,她处在人格分裂的矛盾痛苦中,饱受精神的压抑折磨。这使她流泪泣血流尽了最后一点血泪,走完了短暂的悲剧人生。     

殉情文学的叙事模式与寄寓性意象建构

中国各民族以"殉情"为母题,以一体多元的民族文化为背景,创造了经典的殉情文学作品,"美的毁灭"产生了巨大的悲剧力量与审美效应。殉情文学多是"累世层积"的成果,是劳动人民与文人共同创作的艺术结晶,其叙事模式是相似的、程式化的,即"相爱—阻碍—反抗—殉情","殉情与合冢"是最核心的叙事元素。受中国传统审美价值取向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文学表达的影响,各民族殉情文学在结尾均基于本民族文化进行了寄寓性意象建构,使得殉情主人公"社会人"身份消解,在"彼世界"获得重生,实现了永恒的自由与幸福,从而结局"圆满",由此也形成了中国殉情文学的经典审美范式。     

纳西族殉情现象及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丽江纳西族社会里,殉情是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以至于外人把丽江称为"殉情之都"。丽江纳西族的殉情之风有深刻的社会、宗教、文化、心理原因。殉情是改土归流后严格的包办婚制与原有的自由婚剧烈冲突的产物;为殉情者提供理想乐园是纳西族原始宗教对情死者的同情和安排;殉情这种极端做法源于封建礼教在丽江的盛行和严格规范带来的社会谴责和自我谴责压力。如今,社会制度的转变消灭了殉情现象,但在一个民族中曾经出现过的悲剧现象,仍是研究这个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方面。     

礼教影响下的汉代婆媳关系

汉儒在对先秦礼教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媳妇与公婆的关系也受到了相应的重视，被确定为妇女的主要社会关系。由于礼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因而，汉代礼教影响下的婆媳关系更多的是对媳妇提出单方面的道德要求。在汉代的现实生活中，礼教中有关婆媳关系的内容得以体现，并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但同时，这种婆媳关系也暴露出了其违反人性的一面。     

比较苔丝与尤三姐的悲剧命运

在中外文学史上,苔丝和尤三姐是两个非常鲜活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家庭环境,男权社会以及她们自身的性格特征都是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然而,造成她们两人悲剧的成因和她们个人对待悲剧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从这点出发,对苔丝与尤三姐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对比分析。     

《琵琶记》悲剧绪说

本文认为《琵琶记》表现了一幕因追求现实功名而导致尽孝愿望破灭的社会悲剧。这种构想与元末现实紧密相关。只是入明以后,世道大变,人们遂忽略这一含义,强调和扩展了礼教内涵,并将注意力放到忠孝矛盾与负心与否的问题上,通过不断的和渐进的改动,使这种理解得到巩固。本文则是对原作的悲剧涵义和表现方式的初步探讨。     

简评安娜与蘩漪的爱情悲剧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与蘩漪都是家庭悲剧中的牺牲品。通过对安娜与蘩漪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爱情悲剧的描摹,作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现实社会的图景。安娜的悲剧是对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虚伪道德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愤怒控诉;蘩漪的悲剧则撕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肌体上的脓疮,暴露了旧中国封建家长专制家庭的罪恶。安娜与蘩漪在自由和爱情面前都显得那么叛逆。从安娜与蘩漪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跨时代和跨国界的两位女性为了爱情而进行的不息反抗,尽管他们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场,但她们特有的美和悲剧力量却始终撼动人心。     

义和团运动和封建蒙昧主义

义和团运动和封建蒙昧主义王全富，王金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它既作为光辉的篇章载入了史册，又以一场历史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一伙背天面土的“泥腿子”，从垄亩中走出，拿起原始武器，同穷...     

两出惊人相似的悲剧：论岳飞与于谦之死

岳飞和于谦是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英雄人物，同时又都是以悲剧而收场。笔者通过考察造成两人悲剧的根源，竟然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之死皆既与当时微妙而错综复杂的皇室内部矛盾紧密相关，也与自身的性格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文化的悲剧──康妮和菊豆比较

这是毫不相关的两个人物：康妮是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中的主人公,菊豆是中国当代作家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以下简称《伏》）中的女主角;一个是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束缚下追求真正爱情的贵族少妇,一个是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桂桔中苦苦挣扎的农村妇女。之所以把她们放在一起比较是因为这两个女人均在用自身的故事诉说着某种文化的悲剧,昭示了违反自然的所谓社会文明怎样把一个鲜活蒸腾的生命无声无息的淹没在历史的漫漫尘埃之中。（一）灵与肉的分离康妮和菊豆最初都被错误的婚姻推进了一片灵…     

礼教对女性人生的设定及其用意

《礼记》等儒家礼学典籍,记录创制了中国礼教文化。旧时女性在娘家与婆家,人生两个阶段分别受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不同礼学内容的教化,承受了沉重的人性压抑;但也派生出维护封建家庭稳定、教育子女成功的正面作用。礼学教化培养出的婆母,为维护家族利益而维护礼教和宗法,进一步维护了家族稳定。礼教的设定意在对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予以支撑,从而有效地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兼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比较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具体表现为生产的个体化与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矛盾。分散的生产资料（ 小块土地） 占有制只能与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生产力相适应，而土地兼并造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则每与分散的小农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横征暴敛造成的剥削加重，又与有限的小农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从而引起周期性危机和改朝换代     

子君与蘩漪形象比较

通过对两位女性人物形象的比较,找出了两人的共同性：反抗封建道德,追求个性解放,寻求女性价值和自尊,寻求理想爱情和人生,以及两人不同的年龄、身份、性格、环境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同的反抗形式和性格发展的不同轨迹,揭示了她们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     

小人物，大内涵——曹禺悲剧思想之浅谈

曹禺的悲剧开拓中国现代话剧悲剧艺术表现领域的深度。是小人物、灰色人物的悲剧，表现的是平凡人的痛苦。悲剧的情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人的心灵上造成的伤痕。悲剧结局不仅属于他们个人。而且也属于社会。这些小人物、灰色人物的痛苦虽不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却同样十分深刻，这足以引起人们深深地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