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的权力关系比较

在组织以及组织的运行中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是,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在权力关系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常规组织是以组织自身的存在为导向的,是由岗位和职位所构成的一个等级控制体系,它的权力关系是存在于层级之间的,是附着于职位的,是一种命令与控制的权力。任务型组织是任务导向的组织,一切组织活动都从属于承担和完成任务的需要,在这里,组织职位是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权力与职位既相关联又以职位为前提。任务型组织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权力,属于"专家权力"。所以,在任务型组织中,权力、知识与责任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非正式关系与权力资源的获取

买官卖官的权力交易是转型期社会负效应最大的腐败现象之一。作为一种违反正式制度规范的社会稀缺资源的交换形式,绝大多数的权力交易都是借助于形形色色的非正式关系实现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种交易方式契合于中国传统的人际交往模式,有利于交易双方消除心理障碍,更重要的是因为借助于非正式关系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因素和交易费用,并通过复制非正式关系而使交易双方获得额外和长久的收益。     

高校“权力之痒”及其过敏反应

本文通过对权力、大学行政权力及学术权力的把握,对“权力之痒”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并对“权力之痒”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过敏反应）及其治理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权力配置与权力监督——兼评《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

在政治权力体系中,权力配置关注结构,权力监督关注功能;结构制约功能,功能过程牵动结构体系。《政治文明建设与权力监督机制研究》一书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特色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的内在机理做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不照搬西方政制,不因循传统体制,而是借鉴其中有益的文明成果,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探讨优化权力结构、构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路径。     

特别法律关系论--特别权力关系论的扬弃

虽然我国的行政法理论没有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实践中却存在着事实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在这些特殊的行政关系中,依法行政原则一直尚未得到普遍的确认,或虽有法可依,但是由于诉讼救济途径的阙如,依法行政原则在事实上被"悬置".历史证明,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经渐趋没落,不合时宜,我们应从务实的角度批判、借鉴大陆法系晚近的理论成果,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特别法律关系理论.     

国家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兼论中国的国际数据权力基础与发展路径

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近年来多国纷纷推出大数据发展战略,导致国际数字社会日趋形成国际数据权力的角力场。国际数据权力源于三个层次:底层是服务于数据采集与应用的基础设施与数字平台,中层是开放数据与分享数据所需的国际社会关系,上层是规范国际数据空间治理的国际机制。这三种权力来源形成了观察国际数据权力的三种维度:技术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机制性权力。从美、英、日三国国际数据权力发展路径来看,这三种维度形成了从权力奠基到权力扩散再到权力固化的发展链条,也呈现出国际数据权力的三层赋权模式:技术赋权、关系赋权与机制赋权。中国大数据发展起步晚于美英等国,就技术赋权而言,中国已经具备了数据大国的基础设施,但还需要加强海缆建设,进行数据分析应用的数字平台还有待扩大国际空间;就关系赋权而言,中国已经通过地缘关系加强了国际数据权力,还可在文化关系上进行深度拓展;就机制赋权而言,作为发展中世界数据大国,中国与发达世界需要努力跨越原则性分歧并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进行合作。     

尹锡悦政府“对美追随”的权力逻辑——基于关系理论

韩国长期扮演权力受者,让其误认为不安全的最大根源是自身力量相对周边大国薄弱。冷战后,韩国不仅内化了中等强国身份,而且借助周边大国的力量,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积累权力资源、发挥影响力。中等强国身份要求韩国预测外部压力并加以适应。尹锡悦政府将“全球枢纽国家”“全球战略同盟关系”作为韩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目标和优先目标,是预测外部压力加以适应的体现。在关系理论视角下,韩美之间已经建立起权力交换的“人情”机制,“回报”规范要求韩国满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需求。通过权力交换机制,韩国不仅从个体、结构、关系三个层面获得权力资源,而且加入美国建立的“小多边”也为其提供了发挥影响力的平台。     

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研究

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一直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本文通过分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结合当前我国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运行中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作用领域、学术民主制度建设和管理运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小议“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于“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政治权力,它既可以表现为既定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定,也可以表现为一定政治主体在既定政治体制环境下的具体运作的动态过程.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出发,从形式层面对政治权力作二元界分,即划分为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并作深入分析、探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的现实作用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功能互补的一面.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磨合及调适

中央政府在地方自上而下确立和推行公共行政管理系统的过程 ,实际是中央与地方分割国家权力的过程 ,从“土流并存”到贵州“建省” ,历代中央王朝不断磨合、调适其与地方民族势力的关系。明初奢香事件正是双方互动、较好地调适权力分割关系的一种理性模式。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韩琦三次“还乡”判相州及其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

韩琦 ,相州安阳人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曾赞辅仁宗 ,继而又先后辅立英宗、神宗 ,对北宋中后期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自中年以后 ,他不断上章请判乡郡 ,并先后有三次还判相州的经历。本文对韩琦三次判相州的前因后果及其守乡事迹作了一番考察 ,进而追索他后半生政治生涯的心路变迁旅程 ,并在此基础上简要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屡见不鲜的“还乡”事件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     

自然权力与政治权力——基于“三人决斗”的分析

自然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通过“三人决斗”分析自然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过程可以发现,一方面,人们从不合作走向合作是自然权力双重含义的矛盾运动过程;另一方面,任何合作的前提是,具体的个人期望在联合起来与他方发生冲突以后．参与合作的各方能够达到彼此所设想和同意的力量均衡。     

以权利制约权力——税收与议会互动关系之回顾

一部世界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都是因为权利与权力的不平衡导致的。     

青年亚文化社群的运行机制与权力关系

以我国13个网络字幕组为研究对象,对青年亚文化社群的运行机制与权力关系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在网络字幕组创设的亚文化空间中,个体群内权威的建立以及不同字幕组在亚文化生产场域优势地位的确立与文化资本发生着密切勾连,但权力体系的建构与权力等级的确认并不是现实权力体系在网络亚文化空间中的一种简单复制,能者居上、实力为先——对知识权力的认可,成为网络字幕组群体认可并遵循的隐秘权力逻辑.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中国党政关系的发展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面向。从公共权力理性化的要求来探讨中国的党政关系问题,将为我们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理据。公共权力的价值理性维度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当下的利益需求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相统一、相融合;公共权力的工具理性维度要求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家庭策略与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

文章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家庭互构背景下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内部夫妻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探讨。随着“外出打工”家庭策略的制定,夫妻双方的权力分配适应了外出打工的策略安排,适应了双方的性别分工模式,体现了家庭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     

论企业内的权力关系

通过对雇佣合约的特征、雇主和雇员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策略互动以及企业和要素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分析 ,来解释企业内的权力现象     

我国特别权力关系相关问题的探讨

基于行政权的优越性和行政管理效率的追求,德国早期创设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后引入许多国家。在我国的许多行政管理制度中也采用了这一理论的相关做法。而现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各国追求的行政法治和人权保障产生了冲突,因此受其笼罩的相应制度必须进行改革。我国由于受现有立法和司法制度的制约,这一改革将是一个从理论研究、司法实践到制定法律的逐步推进过程。     

论全面改革中国公共权力的内外关系模式

公共权力关系内外结构的全面改革,是科学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它可以推动公共权力结构改革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更新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工程,必将形成有效制约并促使权力正常运行的“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行,开启清明简政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