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的构建

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治理理论对构建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体系具有指导意义。为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应将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纳入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并建立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机制、竞争机制和有序运作的监督机制,以最佳的规模和最低的成本提供最为优质的公共服务。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社区建设之品质提升研究——以宁波市镇海区同心湖社区为例

以荣膺宁波市第三届十佳“品质社区”称号的镇海区同心湖社区创建实践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念,阐释社区建设的品质内涵,分析整体性治理运行机制的嵌入:建好“党建+”的整合机制,提升参与的全民性;以“三圈”建设助推联动机制,提升服务的品质性;多维构建协调机制,提升环境的宜居性;搭建文体为载体的信任机制,提升社区生活的意义性。从“品质”目标的提档、治理结构的创新、内外兼修补“短板”等维度提炼出若干社区建设品质提升的可行路径。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上的运用。随着"单位社会"的解体及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清晰,社区正成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在实现社区自治目标的进程中,随着多元主体的兴起及多中心秩序格局的形成,出现了多种社区治理模式。不同模式的差异背后反映出的是主导力量的不同。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应当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的基本路径选择。     

治理视阈下社区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探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治道变革催生了社区“治理”理念，它主要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民主化。社区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居于主导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社区党组织只有具备总揽全局能力、制度供给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等社区治理能力，才能巩固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治理视野下中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调整

治理理论正在全球风靡,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发生使学者再次把眼光投向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社区发源于社会,与公民联系得最为密切,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无不被政府控制着,民主意识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公民也要走出“政府人”、“单位人”的束缚,实现自我管理。政府对社区的一元管理格局必将被多元主体共管的格局所代替。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区治理与NGO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的社区治理。而和谐的社区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协调,NGO在社区利益的协调、矛盾的化解、服务的提供、环境的维护、就业途径的拓宽等方面可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政府应当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引导与培育NGO,使其在构建和谐社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市辖区政府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现阶段我国市辖区政府治理出现了诸多问题,呈现为一定的治理困境.如何走出市辖区治理的困境,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从整体性治理的视野出发透视市辖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发现市辖区治理的困境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定位的原因,有政府系统内部整合的原因,也有包含政府、市场及非政府组织(NGO)在内的公共治理平台建设不力的原因.因而,简单的撤销市辖区政府或政府机构改革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整体性治理或可是一个远近兼顾、标本兼治的理性选择.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的社区心态秩序建设：困境与路径

以人为本的良好社区心态秩序,是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当前社区心态秩序建设的成效与困境主要表现在政府层面的理念共识与服务错位、市场层面的利益共商与利益矛盾、社会层面的协同共建与服务碎片、群众层面的居民共参与认同不足、情感层面的文化共情和情感淡化、理性层面的道义共调与道义失调。该文认为,建设健康有序的社区心态秩序应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科技理性和情感调解为原则,以政府、市场、社会、群众为主体,走出一条"一核心两原则多主体"的建设之路。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我国社区分类治理研究

社区分类治理是基于社区异质化和社会问题社区化的现状考察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社区治理理念。从目标、依据、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社区分类治理的意涵和内容体系进行阐述,社区分类治理要以“共建共治共享”作为逻辑前提。社区分类治理的具体推进路径是治理理念要从行政化逻辑转向以治理需求为中心,治理机制要从“一刀切” 转向“创新引领”,治理资源的整合要从“一元管理” 转向“多元共治”,借助信息科技,实现从标准化到个性化、精细化的转变。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以增进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为根本目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主要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方式;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指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保障,开启了全球治理新时代。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搭便车"国家增多、传统治理机制"失灵"、安全困境尚未走出、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且兼容困难的背景下,中国要循序渐进,从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入手,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的战略引导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坚实贡献。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塑——以湖南省衡南县“屋场恳谈会”为例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效能的高低与乡村内部的聚合程度和功能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优化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我国乡村共同体面临不断式微的现状,乡村治理陷入破碎、低效的困境。文章以湖南省衡南县的“屋场恳谈会”为分析样本,提出从坚持党建引领、激活治理力量、再造公共空间、培育公共精神、加强科技赋能等维度重塑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失灵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城市治理的首要任务.作为国家权力与民间公共权力交接的场域,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或社会自治行为均无法满足社区多元化利益发展的需要.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政策网络,其体现出来的特征与政策网络的适用条件是高度吻合的.因此,利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社区治理失灵的原因,并由此重塑我国社区治理的过程,有利于解决社区复杂问题,实现社区善治.     

整体评价视角下量的防卫过当的理论建构

认为超过正当防卫时间界限的情形完全不能成立(量的)防卫过当的传统观点,会限缩《刑法》第20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在防卫人实施了一连串反击行为的场合,应坚持整体评价防卫行为的原则.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出于连续的防卫意思实施的一体化防卫行为,明显超过防卫时间界限而造成重大损害的,构成量的防卫过当.量的防卫过当情形存在违法减少和责任减少的双重宽恕事由,具备防卫过当减免处罚的实质根据.基于我国刑法中防卫过当的特殊构造,只有后续行为单独造成重大损害时才成立量的防卫过当,其余情形则认定为正当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