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迹的波纹——九叶诗派“戏剧化”创造之一种

袁可嘉在《新诗戏剧化》中总结了西洋诗戏剧化的“三个不同的方向”,以对应于“内向的”、“外向的”和“诗剧的”三种诗作者,这可以作为我们分析九叶诗作戏剧化的理论参数.“内向式”的新诗戏剧化是一种“里尔克式”与“冯至式”的戏剧化.袁可嘉指出:“有一类比较内向的作者,尽力追求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藉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的.这类作者可以里尔克为代表.里尔克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或动的、或静的)打成一片,而予以诗的表现,初看诗里绝无里尔克自己,实际上却表现了最完整不过的诗人的灵魂.……不问我们听到的是音乐、风声,看到.的是秋景、黄昏,想到的是邻居、天使,在最深处激动我们的始终是一个纯净崇高的心灵抖动的痕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并称穆旦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戏剧性综合"(drama-tic 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现代抒情诗的戏剧化建构--评赵恺《镍币》*

当代诗人赵恺善于创作现代抒情诗，他的代表作《镍币》便巧妙借用了新诗戏剧化的艺术手法来抒情达意。《镍币》展现了作者对诗歌内容形式戏剧化建构的执着追求：即戏剧化的场景，戏剧化冲突，戏剧化独白、对白，并由此产生了诗的整体抒情效果。     

诗歌戏剧化的风格追求——现代诗人杜运燮创作风格管见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坛上发现了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相脱节而忽视了诗的艺术规律的现象。与此同时 ,受西方艾略特、里尔克等现代诗人的作品影响的中国现代诗人杜运燮等诗人却崛起了。他们摒弃传统诗歌的创作风格 ,而另辟蹊径 ,独树一帜 ,追求“新诗的戏剧化”。     

商禽论

商禽是当代中国诗人中最为“现代化”的一员。本文从戏剧性、整体性、音乐性三方面论述其诗的特点,着重指出他诗的先锋性质,并就“回归”等命题探讨他的“拥抱现代,走向世界”对于中国现代诗坛的贡献及深层的启示意义。     

论《乌鸦》的戏剧性

爱伦·坡的<乌鸦>一诗具有明显的戏剧性,其戏剧性主要表现在戏剧场景、戏剧情境、戏剧结构、戏剧张力、戏剧对话、戏剧独白和戏剧冲突等方面.诗人正是运用这些戏剧手法真实地表现了忧伤、痛苦、绝望这些人类永恒的情感,并以此创造忧郁美和确立忧郁美的价值.坡创造美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带来欢乐,因为他坚信,"诗之直接目的是欢乐,而非真实".     

论"诗是经验的传达"--中国现代诗学观探讨之一

"诗是经验的传达"是在中国现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本质观之一.其主要内容是诗歌直接来源于人生的经验,经验的特性是私人化与个性化,诗歌经验中应当存在着很强的戏剧性因素,从生活经验到诗的经验有一个转化与消化的过程.它标志着九叶诗派诗人的诗观达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综合的更高阶段.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叙述技巧及其他

美国作家弗·斯格特·菲茨杰拉德在他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运用了两种 不同的戏剧化的叙述：一种是叙述者有明确的称谓,另一种叙述者没有明确 的称谓,称之为“非人格化的叙述者。”本文阐述了戏剧化的叙述方式的特点 ──情节的叙述获得了非常真实的效果;戏剧性叙述视角的可变性以及这种 叙述方式给作者提供了充分抒发情感的机会。另外,作者通过运用象征主义 的手法书写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历史,深刻地再现了“爵士时代”美国的社会风 貌。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九叶诗派倡导“新诗戏剧化”的诗学渊源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以显著而突出的地位来张扬“新诗戏剧化”,既有反拨诗坛“说教”“感伤”颓风的现实用意,又有总结新诗历史经验的理论自觉。既是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潮的一种感应,又是开拓中国现代派表现路子的一种创造。在这样一个时空座标上,九叶诗派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新诗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的移位定点,实现了“戏剧化”诗学与诗艺的双重建构。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一首抒情史诗

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一诗的开头写首：“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尽管这个“我”总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在诗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个“你”却始终伴随着“我”,歌唱着《我自己的歌》。在惠特曼之前,从未有哪个美国诗人像他这样如此重视过自己的读者。文章从诗人戏剧性地表现“我”与“你”的关系中,探讨这首诗中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创作特点,从而窥视美国现代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飞翔意象与阮籍《咏怀》诗的营构 ——阮籍《咏怀》飞翔意象内蕴分析

飞翔意象在阮籍《咏怀》诗中有诗心、诗情、诗法、诗境四个营构向度。飞翔意象传达出诗人的行藏与心迹,演绎着诗人的缥缈哲思;其既触动了抒情主人公的悲情,也被诗人打上了特定情感的烙印;阮籍对飞翔意象的书写推进了此类诗歌的抒情模式,诗中的情思因此变得隐晦飘忽,富于比兴意味;诗人借飞翔意象的描写,隐约构建出一种温柔、哀凉的诗境。     

说唱形式在戏曲文学中的运用

文章考察了词话、缠令、缠达、鼓子词、道情、叫果子、莲花落、货郎儿、评话几种说唱形式在戏曲中的运用,并辨析了词话与判文之区别。这些说唱形式在戏曲中具有叙事、抒情、描写、评论、戏剧性对话、复述、概括剧情等多种功能。其叙事的角色化、艺术化、戏剧化,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的舞台语言,既让观众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在听觉上获得一种艺术享受。说唱形式是构成我国传统戏曲俗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     

西汉赋作的戏剧因素考察

赋的戏剧性已经受到学者的注意,我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文本细读,对西汉赋作中存在的戏剧因素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考察,发现汉代诸侯王、天子相继以俳优蓄养文士的做法,以及一些文士以俳优自视的心理,加速了汉赋的戏剧化,影响了赋作的质量和格调。与此同时,一些赋家无法适应由策士、辩士到俳优化文士的身份转变,曾经先后悔赋,体现在赋作中,却提升了汉赋戏剧化的品位,增强了西汉赋作的讽谏功能。通过对汉赋戏剧化的探讨,还可以窥斑知豹,体察作家心态与文学演进的关系,体察文学发展到自觉前夜的曲折与艰辛。     

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探析

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是对新诗艺术的探索和创新."戏剧化"取戏剧的两层含义,即客观、间接与矛盾、冲突.九叶诗人的创作在事实上阐释了袁可嘉的诗歌理论.     

揭开书信隐匿的面纱--论艾米莉·狄金森的书信与人生、诗歌的关系

书信对于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来说,是与幽居同质的一种表达方式。在书信中,诗人通过致信人的隐匿带来的优势进行了相当自由的言说,即把书信视作一种致信人感性与智性能量释放的方式,从而把书信推到了诗的近邻。可以说,狄金森的信和诗与她的幽居人生是一脉相通的。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论新诗戏剧化

文章从社会现实对新诗的要求、新诗艺术律动和接受外来影响三个方面讨论了新诗戏剧化的产生;并以徐志摩、闻一多、卞之琳的诗创作为代表,从新诗戏剧化的核心处比较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及成就。最后,从中西诗学的差异、古今审美的分歧和戏剧化的具体运用三个方面考察了自徐、闻、卞以来新诗戏剧化存在的问题。     

论《吉檀迦利》的思想内涵

《吉檀迦利》,以其散文诗的神秘主义特色,给人一种空灵飘逸又玄妙莫测的感觉和印象,在这部诗集中,诗人体现了他的一种泛神思想,因而,诗作中的“神”具有一种多义性,他既象征着诗人追求的美与真理,又象征着诗人关照世界的自由心灵,在诗集中,还表现了诗人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思想中的矛盾与焦虑,诗集的思想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论诗的文体可能性

虽然超越文体学的潜能是丰富的.但文体绝不应被理解为绝对自由的领域.哲学的著名命题“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对于文体学同样有充分有效性.诗不例外,它也只能在自我把握中争取最大自由.中国新诗有两个长期议论不清的话题.一是“诗与现实”,即诗的艺术性、纯粹性与诗的现实性、社会性的矛盾:一是“诗与散文”,即诗与散文在美学建构上的异质.第一个话题的模糊,使得中国新诗在七十来年的几次时代大潮中都出现过“脱轨”的热闹,而热闹一经退潮,新诗留下的历史化石就远比艺术珍珠为多;同时相当部份的老诗人在参加革命活动后出现了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不协调的“后期现象”;前者的提高反而带来后者的降低.第二个话题的模糊,使得中国新诗对中国诗歌读者几千年来积淀起来的鉴赏趣味适应能力贫弱,七十年来常常出现这种现象:诗人小圈子热闹,读者大圈子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