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历史教学与历史教材编纂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2006年3月25日,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历史教学与历史教材编纂座谈会”在我校召开。围绕新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资料参考集》及《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十讲》,与会学者就历史教学及教科书的编纂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三卷本《中国思想史资料参考集     

建立以知识为中心的语文教学体系

与数理化相比、语文教学是一项“投资多、收效少”的工程，尽管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在努力探索教改新路，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语文教改的步履十分艰难而又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教材是诸多因素中的关键。教材是教学之本。就体系而言，语文教材是传统的“文选”体系；从肖统的《文选》，到姚点的《古文辞类纂》，到解放前的《国文》课本，都是“文选”体系。新中国建立后，语文教材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也还是“文选”体系。语文教改的出路何在？应从语文教学的内部寻找规律，从语文教学的外部汲取经验，改革“文选”体系，建立…     

围绕教学目的 注重能力培养──中国历史文选课教改之我见

由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教学向能力培养型教学转变，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紧紧围绕中国历史文选课的教学目的，抓住能力培养这个关键，从教材的处理、讲授重点的确定、讲授方法步骤的设计安排等层面上，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历史文选课的教改问题，提出了循序渐进，层层深入，阶梯式推进，逐步逼近教学目的，培养学生能力的新思路、新方法。     

《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

《文选》的编者和编纂年代是近年来“文选学”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本文对有关史料以及传统“选学”和“新选学”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又依据于对汉魏六朝作者署名情况的调查，提出《文选》的编者主要是萧统和刘孝绰二人。《文选》的编纂年代，则应开始于普通三年（５２２）以后至普通六年之间，完成则在大通元年（５２７）末至中大通元年（５２９）底之间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清末,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称为《汉文典》。这些著作的“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可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也可以意识到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 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来看,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希冀在《汉文典》学史的回顾中,找到研究东亚汉语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中国历史文选》诸本指瑕

<正> 自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问世以来,国内史学界的有关教师、学者们对中国历史文选教材改革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做了许多艰苦的努力。因而继周本之后,前后有数种新的历史文选版本问世。这些版本从选文、解题、注释乃至体例各方面都较周本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不能讳言,一些版本由于众手修书,编纂仓促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一部优秀的"断代史"教材--评《新时期文学》

受国家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委托 ,王万森教授主编的《新时期文学》不久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 (专升本 )的全国通用教材 ,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是一部优秀的“断代史”教材。它的编写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 ,“新时期文学”(1978年— 1999年 )的单独提出与编写本身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眼光与突破。一般来说 ,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宜编入史书 ,因为近距离的审视难于对尚未尘埃落定的各种现象、事件做出盖棺之论。这在“当代文学史”的编著中亦如此 ,比如洪子诚新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体现了这一…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熔教学科研于一炉的开创性著作——《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评介

在大学历史系里,中国历史文选是一门极为重要的主干基础课程。它不仅要教会学生阅读文言文历史文献,而且要培养其查考、分析和运用这些资料的能力。对于这样一门课程,长期以来却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各高校文选课教师人自为战,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教学水准的提高。杨燕起、陈泽延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是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历史文选     

对春秋贵族文化合理因素的理解与历史文选教学的深化

本文以《历史文选》教材选自《左传》的若干篇章为分析对象 ,说明理解春秋贵族文化是全面深入地理解《左传》的重要前提 ,同时指出继承春秋贵族文化传统对现代社会的重大意义 ,以及大学在培养“精神贵族”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     

综论《文选》的编者问题(中)--从情理层面上辨"刘孝绰等撰"说不能成立

从情理层面上看,《文选》本身或昭明太子所为,确实存在着诸如《文选序》与《文选》、“彼此失照”、重渊明而选录陶之诗文不多、批评《闲情赋》而收入类其内容的作品等方面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无一能说明《文选》出于众人之手。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篇具体作品的取舍与刘孝绰等学士有关,武帝敕置东宫学士非为编《文选》计,“引纳才学之士”与《文选》的编纂非一回事。从实质上讲,《文选》完全是昭明太子凭一己之力编纂的。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的改进意见

本文就《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以下简称《文检》)的改进谈一些意见。一、《文检》课程存在两个不适应高等学校设置《文检》以来,广大学生在较大程度上吸收了新知识,改善了知识结构,提高了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两个不适应。其一、教材起点与教学目的不适应现行《文检》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大多数是以介绍检索工具为主,穿插讲授一些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还缺乏必要的层次,研究生和大学生共用同一教材。现行教材中有着一种明显的偏向,就是把这门课程的起点放在仅仅是“一门方法课”的位置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检》课程带上了偏重实用,即培养“艺匠”的传统老路。由此,在教学过程中,也就往往把单纯介绍几种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作为一门课程的全部。这种偏向,与我们的教学目的是不相适应的。     

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考论

梁武帝编纂的《历代赋》、萧统编纂的《文章英华》及《正序》,使赋、诗、文三类“英华”各有所归,然萧统缘何还要编纂集三者于一体的《文选》？经爬梳史籍和探究文本,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变得清晰可鉴,即试图以集文章之“清英”的《文选》,通过美德业、宣忠孝的方式尊帝王,再以尊帝王、美教化的方式透过“至尊在”的底线,最终实现厚人伦、致哀悼的目的,并以陆任卒年为参照,隐秘祭悼丁贵嫔。     

关于曹操发布《己亥令》的主旨献疑

就我所见的各种高校历史系所用《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诸课本,都选录了《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211·1)发布的《已亥令》(按:依历表推算,该年的夏历十二月没有“已亥”这一天,疑是令文于夏历十一月廿九日,即“已亥日”拟定,到十二月才发布)各种版本,都依清严可均     

南宋《盐铁论》接受特征及学术风尚

南宋时期士人关于《盐铁论》的接受维度、层面,比北宋时更为广泛、深入。这既得益于南宋版刻业的发达,更得益于南宋学术风尚的推动。南宋官学在“法祖宗”的政治要求下,一方面要破除王安石新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欲树立新的学术范型。在破与立中,以道问学为意趣的考据学日渐盛行;以尊德性为旨归的理学亦渐居统摄地位。在新学术风尚的影响下,《盐铁论》被南宋士人广泛关注,成为理学家高扬儒家道义的经典参照和学者考据典制渊源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南宋理学家以道为本的辞章认识,也推动了对《盐铁论》文学价值的深刻认知。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个新视角。     

李善《文选》诠释--一种与中国经典诠释截然不同的诠释现象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研究,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研究。李善的《文选》诠释作为中国文学诠释史上最典型的诠释现象,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诠释立足点、诠释理念、诠释目标、方法、诠释态度及对于真理的认识等诸多方面,揭示李善《文选》诠释与中国经典诠释诸多截然不同的方面,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文学诠释传统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不同,并以此展现中国诠释传统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