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中《东次三经》“水路”新考

《山海经》中的《东次三经》一节在说明各山之间的路线时,常出现"水行"的情况,谭其骧先生认为这里的"水行"是走胶东半岛沿海的水路,期间出现的山川也多分布在半岛东部海滨地区。其实,胶莱平原地区在上古也有可能存在水路,《山海经》中的"水行"线路应是指这里。该节"水行"中所遇到的山川基本分布于胶莱平原的两侧,有迹可循的包括:尸胡山,为汉代的濕沃(今滨州滨城区);诸鉤山,在今山东丘陵东北部边缘;孟子山,在今栖霞一带;跂踵山,为今大泽山;踇隅山,在今昆嵛山脉西南端;无皋山,为今崂山。     

《禹贡》黑水问题研究

《禹贡》巨大的历史地理学价值为学术界所公认。《禹贡》中的黑水问题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对于黑水是否存在、其数量与分布范围如何,一直聚讼纷纭。通过梳理历代学者关于《禹贡》黑水问题的研究脉络,并重点回归《禹贡》原文进行文本再解读,可以判定《禹贡》中的黑水是确定存在的,且分为雍州黑水与梁州黑水两条,雍州黑水位于今临洮、羌中以东与陇山以西之间地区,梁州黑水位于今四川成都、重庆一线与石棉、宜宾之间。     

关于濮人问题(下)

四、濮人族属辨析 濮人,先秦时称为濮,秦汉时称为濮或僰,魏晋后多称为僰。其族属,有种种说法:古代,《史记·主父偃列传》、《汉书·伍被传》及《扬雄传下》作“羌僰”,意“僰”为“羌”;《盐铁论·备胡》、《后汉书·杜笃传》作“氐僰”,即“僰”为“氐”。概言之,“濮(僰)”是源于“羌”或“氐”。至近代,一些民族史研究者,(47)大都从此二说;     

关于唐代剑南道与吐蕃、南诏交通路线的几个问题——与冯汉镛同志商榷

唐代剑南道与吐蕃、南诏的交通路线问题,是探讨汉、藏、彝诸族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一桩重要课题。冯汉镛同志先后在《文史》第14辑、第30辑发表考释文章清理其事,提出了不少颇具启发性见解,对一些以前没有落实的古交通地名作了较为充分的考证,这对促进古代西南地理交通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但是,冯文对某些古交通路线的考释,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疑窦或明显的舛误,兹将有关问题辨析如下,幸学者专家赐教。     

太原考

对于秦国设置太原郡(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以前的“大原”地望,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在今太原市附近;①有的认为在今固原、平凉一带;②有的认为在今晋西南。③我认为:前二说没有搞清楚“太原”本身的演化过程,因而各执一,未及全貌,这在后面详考;后一说,值得商榷,王国维氏主张此说,他的根据为《禹贡》、《左传》。他说:“《禹贡》记禹治冀州水,首壶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阳,次覃怀,次衡漳,     

汉代小说略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肇始时期,“小说”一词在汉代也成为专用名词。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秘府图书时,对当时存在的“小说”进行了校录。汉人小说,至今或佚或残,已无完秩。今传所谓的汉人小说若干种,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皆为伪托之作。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祁山道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经陇右地区南下经略川蜀,促进了陇蜀两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早在秦代,蜀地丝绸可能经祁山古道北运,供应官府需求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东汉时,佛教、摇钱树等信仰沿西南丝路与祁山古道影响及陇右地区;虞诩开通下辨（今成县西北）至沮县（今勉县西北）的嘉陵江水道后,蜀地大米、食盐等商品大量输入陇南,陇蜀两地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东晋南朝时期,生活在今陇南地区的氐人在南北贸易中十分活跃,获利颇丰,以祁山古道为中介的陇蜀两地之间的佛教交流频繁。     

《汉书·赵充国传》中四望峡、落都及西部都尉府的位置

关于《汉书·赵充国传》中四望峡、落都和西部都尉府的位置问题,近几年有不少文章发表,其论点大多倾向于“四望峡”即今老鸦峡,“落都”就是现在的乐都,“西部都尉府”在临羌(今西川的镇海堡),也有人认为西部都尉府在金城(今兰州西固,下同),四望峡在今八盘峡等。 众所周知,赵充国是西汉进入河湟地区的著名历史人物,弄清上述地名的所在,对研究当时汉、羌关系和了解汉代河湟地区的交通状况,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拟从当时汉、羌的形势,郡县设置的时间,以及《汉书》的有关注释,结合实际调查,对上述地名的位置,提     

秦汉内官、造工考

本文结合文献、考古资料,考证了秦汉时期内官、造工二职,认为秦设内官属少府,造工为《礼记》之“草工”,其职历经秦汉,主管器物之制造;廓清了内官在汉代的数次演变     

西汉丹阳铜产地新考

西汉时期有所谓丹阳铜曾经一度称著当世。出于汉镜《簠斋藏镜》中有铭文谓“汉有嘉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汉书·地理志》又载丹扬郡“有铜官”,古时阳、扬二字通用,据此则丹阳铜的得名是因其出产于丹阳郡。但西汉丹阳郡辖境甚广,包括今安徽、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西以及浙江天目山区。丹阳铜又产于该郡何处?迄今学术界尚存在着意见分岐。通常人们因为西汉丹阳郡治于宛陵,宛陵即今安徽宣城,遂以此为丹阳铜产地(如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论》,载《考古通讯》1956年6期)。对此,裘忱耀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另以丹阳铜产于今安徽当涂县,因为据说是“查<宣城县志>,则无志出铜之山”,而今安徽当涂县即秦汉丹阳县治,其北有大、小金山,     

空灵·幽静·简淡——贾平凹散文禅意美说略

贾平凹是一位神奇的作家。国外誉他是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国内作家称他是“鬼才”,“因笔端有神鬼厮扯,果然其情泣血,其味澹澹,有别于各位文坛大家。”(张敏《贾平凹早期小说精选·前言》) 贾平凹喜老庄,释《周易》,读《道藏》,到终南山参加禅学训练班,“跟一位禅师学禅”。 (《四十岁说》)他推崇《清源帷信禅师语录》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并把它手书成条幅,悬挂在书房墙上。 (《四十岁说》)他宣扬马祖道一提出的“平常心是道”的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读《切韵》残卷

一 这里讲的《切韵》残卷是指周祖谟先生《唐五代韵书集存》中的第一类里的四个残叶和第二类里的三个笺注本。为了方便,我们把切韵残叶一(伯3798)、残叶二(伯3695、伯3696)、残叶三(斯6187)、残叶四(斯2683,伯4917),分别简称为残一、残二、残三、残四。笺注本切韵一(斯2071)、笺注本切韵二(斯2055)、笺注本切韵三(伯3693、3694、3696、斯6176),依照周祖谟先生的意见,分别简称为笺一、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再论汉无民爵、吏爵之分——答朱绍侯同志

《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刊出拙稿《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对朱绍侯同志《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一文中的某些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同期也刊出朱绍侯同志大作《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对我的质疑做了回答。诚如朱绍侯同志所说,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要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很困难的。唯其如此,在未发现新的资料之前,只能对原有资料深入研究,切磋琢磨,庶几对汉代爵     

百越地名及其文化蕴意

自春秋至秦汉,有关百越的记载盛于史籍。百越的分布自今浙江绵延至云南,以及中印半岛北部。百越与华夏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范畴,两个集团的语言也不相同。《吕氏春秋·知化篇》记伍员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盐铁论·刺相篇》也说:“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译而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地名是各种地理实体的名称,属于语言范畴,地名的构造类型、特征的差异是语言不同所致。上古汉语地名多为单音节和齐尾式双音节(通名在后),如秦汉时关中一带的地名:安陵、平陵、杜阳、美阳、武城、渭城、郿、漆。百越地名则多为齐头式双音节(通名在前),例如:姑苏、姑复、余杭、余姚、乌伤、乌程。通名位置不同是两种语言中心语和修饰成分位置不同所引起。     

《景定建康志》之地名记载述论

作为南宋地方名志,《景定建康志》因其编纂体例、著述宗旨、编纂方法的进步而为历代学者推崇。然志书在地名学上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却鲜为人所看重。《景定建康志》的地名记载甚为丰富,涉及山、水、桥、路、坊、里等诸多方面,或以地名统事,或释地名渊源,负载着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蕴涵着较为翔实的地名史料。这些史料既有存史之用,又可资文献辑佚,也有一定的正史、补史的价值。     

西域南海交通史资料书举要

汉代以后对今甘肃、敦煌以西地区称为西域,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此后中原地区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亚、欧间海上交通畅通以前,横贯西域的大路曾是东西来往的要道。至于南海,北接广东、广西、福建、台湾诸省,东南至菲律宾,西南至越南,马来半岛等地,先秦古籍《禹贡》虽言“入于南海”,但确地未详,《史记·秦始皇本纪》有“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的记载,实则所指者乃今之东海,直至西汉之后,南海的名称始专指今之南海。我国古代的旅行家特别是僧人足迹遍西域、南海,在沟通西域、南海的交通有着卓越的贡献,而且生前多撰有价值极高的行纪传留后世,成为珍贵史料,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诸如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的关系考论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是什么关系,今本《诗经》是否为先秦时孔子删定之旧本,这是学术界迄今仍有争论的问题。本文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考古发现,得出先秦《诗》本与今本《诗经》不同,今本《诗经》成于汉初的结论。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