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政策目标探究——评反垄断法中经济分析的影响

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深入到反垄断规制体系的各个方面,并影响了反垄断法的基本政策目标。美国很早就确立了经济分析方法在反垄断法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具有经济分析色彩的消费者福利作为反垄断法的最高目标。不过,美国的反垄断法实践中对消费者福利存在不同的理解,其体现了对传统的公平价值目标不同程度的尊重。我国在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同时,应结合具体国情,确保传统规范分析方法的地位,以维护公平与效率的应有平衡。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基于我国商务部无条件通过的案例

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已十年,然国内关于事后评估研究鲜见,迫切需要对过去的执法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无条件通过案例因为缺乏对外公布的详细审查信息引发社会和学界诸多争论。采用事件研究法获得的事后评估结果显示,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性使然,我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具有以下特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主要采用社会总福利标准,同时也非常注重消费者福利的保护,赋予消费者福利一个很大的权重;会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无条件通过的经营者集中案例总体上不存在显著选择性执法问题。但由于《反垄断法》的实施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执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并越来越注重对消费者福利和竞争的保护。及时就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进行事后评估,分析执法情况和执法标准,有利于引导企业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对完善反垄断执法具有重要意义。     

《反垄断法》中的鼓励创新目标与反垄断分析范式革新

新修订《反垄断法》加入了“鼓励创新”作为立法目标之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强调创新价值恰逢其时。围绕创新展开的竞争为市场带来活力,提升动态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中应当全面落实对于鼓励创新目标的考量,为此需对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革新,从“以价格为中心”转向“以创新为中心”,在竞争损害理论中引入创新损害分析,将创新带来的动态效率纳入豁免或抗辩理由考量,并将其运用到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中。全面落实鼓励创新目标有助于新修订《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更好实施,并最终达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创新竞争之间的良好平衡。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     

芝加哥学派对智利经济影响溯源

芝加哥学派对智利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它培养的智利学生回国后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实现的。这一影响的根源在于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政府发起的以培训经济学人才为主要内容的对外援助计划"智利项目"。美国政府的支持、芝加哥学派与左翼经济学抗衡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及其为"人力资本理论"寻找实验室的谋划共同促成了芝加哥学派参与到"智利项目"中。芝加哥学派的教授对智利学生倾注了巨大心血,除了讲授经济学理论外,还培养他们建立改变智利经济的使命,这是学生们改变智利经济的知识和信心的源泉。     

公用事业法律规制的福利价值与保障性制度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

公用事业领域法律规制的目标与核心价值取向应当为福利价值,这一价值取向体现和昭示了公用事业法律规制生成与发展之本旨,是现代社会正义、经济正义的必然体现。福利价值的基本内涵是指公用事业的水、电、煤气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必须持续、稳定,而且人们能够在可以承受的价格条件下进行消费,尤其要保证低收入者以及偏远地区人们的基本消费,以便使社会公众的生活得以共同提高和进步,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据此,在制度架构上应明确保障性制度的独立地位,以凸显其重要性,同时传统上归属于反垄断制度的普遍服务制度应分离出来构成保障性制度的重要内容,并应依据不同的理念、原则进行审慎的制度建构。     

反垄断法论纲──兼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问题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反对和限制垄断是各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反垄断立法具有弥补传统民商立法之不足，确保公平竞争机制良性运行的功能。反垄断立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密切配合，构成一国公平竞争法的基础，居于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反垄断立法以维护公平竞争、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为己任，以确立政府对市场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并严格控制政府权力行使为其部门法精神。反垄断法的上述功能及其精义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与运行，必须建立和健全既吸收世界立法的成功经验又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反垄断立法机制。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温和规制

我国反垄断法进行温和规制是以效率为优位,以行为理论为基础,以对企业垄断采取停止违法行为和损害赔偿为制裁方式,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维护企业公平竞争,增进消费者福利。在当前经济、社会和法治环境下,我国反垄断法应在价值取向上实行效率优位,对垄断的认定原则采取有限列举与严格概括相结合的行为主义以及严格控制垄断行为范围,促进保护创新三个方面建构温和规制,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目标。     

论反垄断私人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扩张——基于域外经验的法律借鉴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关乎哪些市场主体能够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起诉权问题,它是私人受害者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法律前提。由垄断引起的经济损害通常会通过市场的连锁反应产生包括消费者、竞争对手、供货商和互补品市场的相关企业等大量的受害者。因此,任何垄断违法行为与通常的毁约行为或传统的民事侵权行为相比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潜在起诉人。所以,确定私人主体的原告资格,是反垄断法面临的一个难题。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原告起诉资格的标准过于严格,导致垄断纠纷的受害者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原告资格问题掌控着进入民事诉讼的闸门,是构建反垄断私人诉讼程序的关键。因此,参鉴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以赋予消费者和经营者程序当事人之地位,使之享有独立而充分的诉权,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经济社会和谐之要旨。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隐私的反垄断保护:理论证成、适用困境及破解之道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与数据隐私保护交叉重叠，二者并非简单的互补性关系。然而，是否要将数据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规制框架之中，是否将其作为竞争考虑因素，目前在学理和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尚存争议。同时，对数据隐私保护相关的竞争问题，各国立法也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数据隐私属于消费者福利，是反垄断法的价值追求。同时，数据隐私保护作为衡量数字产品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大数据时代市场质量竞争的重要方面。此外，数据隐私保护法的“知情—同意”原则及事后救济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垄断行为中的用户数据隐私侵害难以全面保护。而在监管及立法上，反垄断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数据隐私保护法对用户隐私保护的局限。因此，数据隐私保护纳入反垄断规制实属必要，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其在适用上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反垄断法过度干预可能遏制互联网企业的创新，甚至降低用户体验；数据隐私因其主观性和隐蔽性而难以具体量化；传统的价格中心主义及假定的垄断者测试法在平台经济中无法适用；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隐私保护上专业性不足。对此，应保持反垄断法的谦抑性，避免过度干预；建立数据隐私损害分析工具，引入数据隐私保护“价格”分析机制；更新传统的理论工具，建立多边市场界定机制；创新监管模式，采用协作监管、激励监管和事前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现代竞争理论的发展与流派

现代竞争理论的产生是以打破了把完全竞争作为现实和理想竞争状态的传统模式为主要标志的。熊彼特的创新与动态竞争理论 ,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 ,哈佛学派建立的产业组织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对竞争政策方向的修正 ,以及新奥地利学派对反托拉斯政策必要性的全面否定 ,使竞争理论迅速发展 ,为竞争政策提供了经济学的根据。人们更加注重效率分析 ,并充分运用局部均衡福利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博奕论 ,深入研究组织行为的福利与效率后果 ,使垄断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化     

我国反垄断程序法之重塑

经济法的本质属性体现为社会性和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应彰显此属性.以经济法本质属性为视角,考察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程序法制度,其存在诸多不足,表现为反垄断实施主要是以行政程序为中心的、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过轻、分权模式会消弭行政执法优势、非正式程序的残缺和反垄断诉讼案件本身特性未被重视等方面,故此应结合我国现状对此进行适当修正.我国应采取的措施包括适时考虑反垄断公益诉讼、加重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重新配置反垄断机构职权、完善和解程序和引入咨询程序以及恢复经济法庭的设置.     

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其变革

司法是反垄断法有效运行的关键,而普通的民事诉讼制度很难满足特殊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实践的需要.我国反垄断司法效率不高、制度运行不畅的实践也表明,现行司法制度对反垄断民事诉讼已经构成了严峻挑战,变革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必须以消费者利益为变革导向,赋予间接购买者、消费者组织、检察机关原告资格,建立反垄断集团诉讼制度,明确反垄断公共实施与反垄断民事诉讼交叉关系的处理规则,降低证明标准、减轻原告举证负担及建设高素质司法人员队伍.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混合合并的反垄断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大型平台企业对具有竞争潜力的新兴平台公司或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的混合合并行为“反竞争效应”凸显，亟需反垄断法加以规制。潜在竞争与双边市场理论可为反垄断法规制存在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的平台企业混合合并行为提供理论指引。现行平台企业混合合并控制制度在规制“扼杀式”混合并购以及平台“生态垄断”型混合并购时面临着适应性及有效性不足等现实困境。我国可在遵循“营业额”标准的基础上纳入“交易额”因素，以改善原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制度应对平台企业混合合并反垄断监管乏力状态；平台混合合并的反垄断审查参考标准应尽量多元化，数据控制力以及未来创新目标实现难易程度等标准应作为新的重点参考标准；可对符合经营者集中事先申报标准的超级平台企业混合合并适用竞争损害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从而降低反垄断监管成本并减轻监管过度带来的负面效应。     

欧洲社会福利理论中的中间道路学派及其影响

欧洲国家福利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是自由主义福利观——中间道路——新右派——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福利现与新右派、中间道路与第三条道路之间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时期不同,后者对前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所发展。对中间道路学派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有关福利国家的理论、福利国家的建立及其影响,而且有助于对第三条道路学派的理解与把握。 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虽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被巧妙调节的资本主义仍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的最好制度。中间道路学派对福利国家持一种挑剔的接受态度,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福利政策的实施在使欧洲各国经济财富大量增加、贫富差距减小的同时,也使各国的福利开支大幅度上升,高福利所导致的高税收和高赤字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长时间的经济滞胀最终导致欧洲“右翼”政府的上台。     

芝加哥学派的经验主义研究及其启示

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其经验主义取向也丰富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经验主义研究有着深厚的欧洲社会调查的传统,它的出现满足了当时芝加哥城市发展的需要,并通过帕克、托马斯等学者的研究在美国本土得到蓬勃发展。以托马斯对波兰农民的经验研究为例,可以抽象出芝加哥学派经验主义研究的若干显著特征,这些特征的合理反思可以为中国当前的城市社会研究所用。     

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相关程序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不仅应包括检察机关,也应包括消费者组织。为了发挥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优势,检察机关或消费者组织提起反垄断公益诉讼前应向执法机构发出督促执法的检察建议或反垄断调查建议,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也可向执法机构通报反垄断案件线索。关于公益公诉与公益私诉的顺位,检察机关应优先支持消费者组织提起公益私诉,只有在消费者组织缺位时,才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垄断公益公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往往相互交织,当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均被提起时,应实现两诉既判力的双向扩张,或根据诉的合并规则对两诉合并审理、分别判决。     

中外反垄断法如何保护消费者权益

各国反垄断法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重要的在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反垄断法若要担当起通过制止垄断行为来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重任，不仅应该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目的，更应该提供权威有效的解决途径，使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执法与诉讼应该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反垄断的终极目的。     

社交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研究

不同于欧美科技平台以纵向发展为主,我国诸多平台以横向发展和构建平台生态系统为表征,超级平台之间以对外平台封禁和对内自我优待构成数字经济反垄断的基本样态.当前,我国反垄断法多着眼于平台间彼此封禁的研究,忽略了社交生态系统自我优待对整体市场竞争的抑制.自我优待多体现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网络平台在纵向市场内所实施的具有封锁效果的行为.以投入品封锁、客户封锁为视角,分析了自我优待的不同封锁类型.已形成社交生态系统的超级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导致平台间相互割据,迫使中小企业依附于"大型数字帝国",损害了消费者福利,扰乱了竞争秩序.针对超级平台自我优待的规制路径,竞争政策与政府管制各有其规制的特点,竞争政策应更侧重于采取预防性措施.政府规制具有举证责任减轻、破坏性小等优势,并为企业行为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的方向.     

企业合并控制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对企业合并进行控制是各国反垄断法的核心问题,但应注意平衡公平与效益、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的矛盾及反垄断与规模经济、反垄断与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