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选择

戴望舒翻译诗歌的数量远远超过他创作诗歌的数量,这取决于历史处境与他的文化选择。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位置不仅仅在于他开创的新诗风,也在于他通过译诗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语言质地和迥异的想象空间。戴望舒诗歌翻译也展现了其文学与文化重构的宏伟目标。     

臧克家：从农民诗人到人民诗人

臧克家：从农民诗人到人民诗人吴奔星我国著名的老诗人臧克家同志，创作道路长达６０余年，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的历史相差无几，几乎可以说他是一部足以现身说法的活生生的中国新诗史。他的新；日体诗集、诗论、诗评以及关于诗史的长短论文，为数甚多，尚无精确的统计...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台湾诗坛坐标上的《葡萄园》

物以类聚,诗以刊分,是台湾新诗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一部台湾新诗史就是台湾诗刊史。《葡萄园》就是一家重要诗刊。这家诗刊不仅在面世后的近４０个年头中从未中断过,更为引人瞩目之处是,它从创刊起,就从理论和创作两个向度上提出、实践和坚持了自己的“健康、明朗、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路线,对台岛新诗美学颇有正面建树,对当今的大陆诗坛也颇有借鉴价值。《葡萄园》理应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离开这个重要诗群,对台湾新诗近几十年发展的评价将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史笔与论难--读《中国新诗流变论》兼及新诗史的写作问题

龙泉明教授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的出版,引发 了学术界对中国新诗史整体研究的关注。本编辑部从陆续收到的众多热心读者的来稿中,选 发三篇既有总体意义上对中国新诗史、论研究的观照,又有对《中国新诗流变论》一书的细 读与评价的文章,辑为一组,以期推动中国新诗史、论的综合研究。     

寻求新诗史研究的突破与超越--中国新诗史写作与《中国新诗流变论》

龙泉明教授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的出版,引发 了学术界对中国新诗史整体研究的关注。本编辑部从陆续收到的众多热心读者的来稿中,选 发三篇既有总体意义上对中国新诗史、论研究的观照,又有对《中国新诗流变论》一书的细 读与评价的文章,辑为一组,以期推动中国新诗史、论的综合研究。     

建构新诗史研究的深度模式

龙泉明教授的《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的出版，引发 了学术界对中国新诗史整体研究的关注。本编辑部从陆续收到的众多热心读者的来稿中，选 发三篇既有总体意义上对中国新诗史、论研究的观照，又有对《中国新诗流变论》一书的细 读与评价的文章，辑为一组，以期推动中国新诗史、论的综合研究。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20世纪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曲折进程

运用新的语言形式的现代新诗,自有其建立新的诗美本体的要求。20世纪80多年的新诗史,一言以蔽之,即在于更充分地寻找、展示诗的新的形与质,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新诗史的三个阶段,表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进程;而后半世纪的一些基本追求则像是对前半世纪的重复,这种重复表明新诗有其本体性要求。21世纪新诗发展的使命仍在于完成这一要求。     

台港诗论研究的拓荒之作——简评邹建军著《台港现代诗论十二家》

我国宝岛台湾和香港,历来享有“诗窝子”的美称,是海外的诗魂翔集的所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港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也诞生了众多有独特理论建树的诗论家。台湾诗人、诗论家的辛勤的创作和严肃的诗论探索,与大陆诗人、诗论家一起创造了一部瑰丽多采的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理论批评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大陆诗坛与台港诗坛隔绝了几十年,人们对台港诗坛的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中国新诗的知性传统与视听传播

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薪火相传的知性传统.印刷媒介时代的知性新诗借助"现代解诗学"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传播劣势.视觉文化时代,中国新诗试图通过与影视媒介的联姻突出重围.与易懂易诵、轻快明朗的抒情诗相比,知性新诗在视听传播的范式转型中更易受到忽视和遮蔽.这与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定位和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知性新诗的视听传播应当成为诗学界和电视文艺界关注和破解的重要课题.     

百年新诗之"旧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本文从长时段的宏观角度考察了百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模式,结合新诗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从新诗创作的实际这一角度,来追寻百年新诗创新历程中的旧路,即由梁启超发轫,胡适、李金发关注语言,卞之琳、穆旦追寻传统精神的根本处,以及从民国初年绵延近百年以郭小川为代表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等模式,进而提出20世纪初以来的旧体诗词写作未能超越梁启超的理论主张。     

新诗的电视传播

电子传媒时代新诗与电视的结合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新诗借助电视通过朗诵欣赏和改编制作进行传播,具有声像化、立体化和非语言传播的媒介特征,以及与新诗固有的建构形式相关的独特特点.从接受来看,新诗的电视传播产生了具象化与抽象化、大众化与经典化以及公共性与个体性三大悖论,利用好这几对富有张力结构的悖论,对拓展新诗传播渠道,提高观众艺术品味具有重要意义.     

“南来”与“本土”诗人的版图割据战——评香港诗坛的诗选现象

身居“南来”或“本土”要位的诗人近年的“选学论述”,主要通过遴选表明自己对香港当代新诗史的认识及其地图的“私绘”.“南来”或“本土”立场的隐形存在及其对峙,暗含有新诗史版图的割据战,虽然这“战”是冷战而不是热战.从多元竞争的香港当代新诗选本所建构的典律中,已初步透露了这一信息.     

诗话与古典诗歌的语境——中国古代诗话的现代阐释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先秦到明请的两千多年中,诗歌始终是处在文学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核。乙位置上。古典诗歌的繁荣不仅仅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繁荣,而且也意味着诗歌接受活动的繁荣。创作活动的繁荣可以通过创作出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与作者的情况反映出来,而接受活动的繁荣则是由诗歌的传播与关于诗歌的话语表现出来。传统的文学史或诗史实际上是作品史或创作活动史,关于诗歌接受的问题通常是归入了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这种切割文学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否有价值姑且不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来说,显然造成了对诗歌接受活动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具体地说,就是对“诗话”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