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法学

逻辑是逻辑,法学是法学,两者好象天涯地角,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其实仔细研究起来,不论立法、司法、法学研究都得应用逻辑,遵守逻辑的规律、规则,合乎逻辑的要求。即以我国最近颁布的《刑法》而论,由于它的指导思想、任务、基本原则以及各项具体规定的概念明确,内容清楚,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因而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什么样的行为不是犯罪;适用什么样的刑罚,不适用什么样的刑罚,就能有所依据。逻辑是法学不可缺少的工具,而法学是逻辑的具体应用,又是逻辑发展的源泉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为解决公共安全事件中的社会矛盾提供了创新思路.要解决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这一新命题,实现公共安全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融合,必须把握两者融合的逻辑进路.信息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起点;可分析性、关联性与灵活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基础;分析客体画像、方式载体数据化以及建立大数据的评价反馈系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路径.起点—基础—路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融合的逻辑构架,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政治优势与技术优势,坚守思想阵线、稳定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必要数据”原则的构建——从必要设施原则与数字市场的兼容性谈起

必要设施原则在数字垄断应用中有其新的生命力,但是数字市场的双边市场和动态竞争的特点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传统反垄断法相关概念适用于数字市场,进而影响了必要设施的界定和适用。文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适用于数字市场的“必要数据”原则：首先,从排除竞争的角度明确数据垄断的判断标准;其次,将数据竞争力转化为信息竞争力,将数据开放的范畴限定为市场上效率相近的竞争企业,通过加工获得的信息不具有可替代性,进而导致市场进入壁垒的一类数据;最后,应用效率抗辩以警惕对数字市场竞争的消极影响。     

大数据在司法质量评估中的运用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司法质量评估处理了海量信息，因而能够提高评估的置信水平。然而大数据于司法质量评估的价值远不止是对司法数据量的扩容。厘清司法质量评估大数据模式的运作逻辑和实践方式，是大数据技术能度和风险控制的实现基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改变传统司法评估体系自上而下的单一建设逻辑，能够提高司法数据的数量和质量，能够实现司法评估的跨界分析。实践中，案件工作量测算和裁判质量评估作为司法评估中的基础模型对于大数据的应用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究其根本是司法实践中对“司法大数据应用”存在认知偏离。司法质量评估的大数据模式需要以数据驱动为底层逻辑，以统一的“司法大数据语料库”为建构基础，以足量的结构化司法数据为运作资料，以司法区块链为运作载体进行建构。     

数字时代下算法滥用法律治理之完善

算法作为数字时代技术基石深入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之而来的算法滥用现象则有碍社会公众的数字参与程度和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算法滥用表现为侵蚀数据主体平等的算法歧视、揭露数据主体隐私信息的算法自动关联和压缩数据主体意思自治空间的算法自动决策.现行调整算法行为的法律制度存在有关法律概念界定不清、法律规则零散以及法律治理...     

法律限制自由质疑

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是法理学的重要课题 ,本文从自由的概念入题 ,以马克思的自由法学思想为依托 ,界定自由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运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法 ,明确自由与法的关系 ,校正某些关于法与自由的错误理解 ,为人们认识自由 ,实现自由 ,遵纪守法以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理论参考。     

信息法学的理论构建

信息法学是以信息法的现象为研究对象,从法学角度研究有关信息和法律的关系的学科。信息法学体系的形成,受到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法律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信息法学的立法环境,是信息法学体系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确定信息法学的逻辑起点,关系到信息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同时,它还关系到信息法学的学术导向和理论功能。     

论信息法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归属

信息法学已是信息社会迫切需要的学问,实践中与此相关的信息立法、司法、学术研究与高校课程教学也有所展开。但是,由于其学科地位未得确立、学科归属不明,这不仅导致一些课程开设与学术研究的模糊与混乱,还阻碍了信息法学的纵深发展,不利于从信息法治的角度为我国的信息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因此,应赋予信息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并将其归属于法学学科、定位为新兴的二级分支学科。     

论逻辑优先是我国现实法治条件下的应然选择

逻辑与价值有着共生与紧张关系.法律的生命究竟是逻辑,还是价值?不同的本土背景对此应有不同的回答.对法治精神深入人心的国家而言,鼓吹价值优先有利于摆脱形式主义法学的桎梏,获取进一步寻找法律发展的新动力,从而进一步寻找法律生存的新土壤.但对于我们这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来说,价值优先容易成为背离法律的口实,稍嫌极端的逻辑优先更能抵御、纠正一段时间内法治精神消解的现实.因此,逻辑与价值极端冲突时,应择逻辑作为我国现实的不二法门.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通过对电商成长的案例研究,提炼出数据要素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微观经济学特征,并推导了数字企业最优决策、“数据+平台”架构、数据交易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等五个理论命题。将这些理论命题与无人驾驶、制造业数字化等应用场景中的企业创新实践相结合,可以为解析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从制度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系统且一致的理论思路。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应深化数字企业创新实践的跨应用场景分析,同时注重区分全球共性规律与本国发展实际,进而为完善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动力与路径

实践推动法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要求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之对应。但因其发展不足,马克思主义法学还无法满足现阶段法治建设的需要。在既有条件下,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路向,促使其基本范畴形成和基本原理的提纯,才能最终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提升到唯物法学阶段,以回应法治实践提出的理论期待。     

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的主要成就与理论逻辑

近年来，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建设主要聚焦在平台建设、数据汇聚整理、大数据应用推广三个方面。其中，平台建设为数据汇聚提供了基础，数据汇聚为大数据应用提供了前提，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新的平台。近五年来，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包括但不限于建成了基于大数据智能服务的审判支持系统和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完善了司法审判信息资源库，各级法院大数据分析系统广泛应用。总结中国法院司法大数据发展逻辑，可以将其归纳为：司法大数据发展方向遵循顶层设计，司法大数据发展的初衷是服务审判管理，司法大数据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人民。未来，中国司法大数据应用向纵深迈进应当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规范，维护司法公正；打破数字壁垒，服务人民群众。     

历史语境下的法治要求与法学理论发展--以中国古代及近代为背景

本文以中国古代及近代为背景,论述了法治要求和法学理论发展的各自历史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文章认为:法治是一个具有社会性和演进性的历史成就之物,它源于社会内部的需求;法治要求一方面促进了法学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自身的发展又需要法治理论的导引;不同的社会环境产生不同的法治要求,也孕育不同的法学理论;法学理论的发展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等等。     

垄断行为认定研究

垄断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垄断行为是一个法学概念,两者的逻辑有差别,但都与竞争有关联.按照一般逻辑,垄断行为就是垄断者的行为,然而法学上的垄断行为是指排斥、限制竞争的行为,也称为反竞争行为.不能简单地将具有垄断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行为视为垄断行为,而不具有垄断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反竞争行为却不视为垄断行为.垄断行为认定是一个运用经济学、法学知识判断的过程.垄断行为的法定类型有三类,每类垄断行为有可识别的基本特征和可判断的构成要件.合理分析规则的运用对垄断行为认定是必要的.例外与豁免除外规则对于垄断行为认定具有界限作用.     

论电子证据在我国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地位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这就产生了电子数据和电子证据的关系问题,进而影响了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在分析概念的基础上,从信息电子技术的角度对三者进行了重新定位,即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分别是信息电子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产物,前者是模拟技术的产物,后者是数字技术的产物.由于电子证据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于是,笔者主张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纳入电子证据的范畴,这样有利于构建统一的电子证据规则.     

关于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问题的法理学思考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使中国的法律职业开始走上了统一、规范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对中国的法学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家实行统一司法考试的条件下,中国的法学教育从理念、方法、目标、层次等方面都要作相应的改变和调整。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特殊的法治环境决定了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要独立于司法考试,不能蜕变为法律职业培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司法考试和法学教育的关系,使两者相互促进,在矛盾中达到和谐。     

“电子数据”概念之重述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全新形态的证据种类,但是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电子数据与相近似概念仍处于混用的状态。对电子数据概念的界定,应当准确界定“电子”与“数据”的内涵,并将之与其他理论概念相区别。“电子数据”的完整概念可以表达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利用电子设备生成、存储、传输而成的,以电子形态存在的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包括模拟数据与数字数据）。电子数据与电子证据没有区分的必要,电子数据包含计算机数据与数字数据,构成种属关系。电子数据与科学证据是交叉关系,只有科学分析型的电子数据才是科学证据,因此电子数据并非一律要进行司法鉴定。     

论卫生法学：学科定位、逻辑起点与体系建构

卫生法学是回应人民健康需求、国家健康法治而生的法学学科，其基本定位历经了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的理论变迁，并逐步摆脱传统部门法理论下的学科证成困境，开始在领域法学共识下实现规范的聚合与理论的建构。卫生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首当厘清生命权与健康权之内涵与逻辑关系，以生命权为其逻辑起点，健康权为核心范畴来构筑卫生法学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形成卫生法基本原理、公共卫生法、医事法的知识框架，并以此优化医事卫生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教育教学模式与质量标准，促进卫生法学学科发展与进步。     

论江泽民的法治思想

江泽民的法治思想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江泽民治党治国实践的结晶,凝聚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思考,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新要求,是江泽民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全局性、创新性、实践性是江泽民法治思想的逻辑特征。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共有三个层次:即目标方向、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江泽民法治思想的时代内涵表现为:顺应了世界法治化建设的潮流,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规律,适应了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史和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世界法制发展史上的伟大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