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略论

<正>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萌芽于西周,倡导于孔子,最后由董仲舒形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法律史学界对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作过多方面研究。但是,其中仍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譬如,“德”、“刑”的含义,以及董仲舒关于“德主刑辅”的基本论点等等。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儒家肯定的周公"摄政称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判断,而是与儒家政治哲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儒家肯定周公摄政称王,因为这是儒家素王说或王鲁说的理论前提.与周公相关的<周礼>之所以能够在后世政治中产生变革意义,就在于它是周公践天子位后制礼作乐的产物.从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争论中可以看到周公摄政称王是<周礼>一书具有变革意义的理论前提.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谶纬中的孔子

纬书中的孔子是“素王”,其意谓孔子受命作《春秋》,以为后世之至治成法。这个思路秉承公羊家而来,不过额外多了许多怪诞神奇的描写。素王不一定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但是在以道德作为政治正当性的依据这点上,却延续了先秦儒家的精义。就此而论,后世尊孔子为素王亦其来有自。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建立在民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与党中央确立的“以德治国”的方略是内在统一的,研究这一思想对当前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政治哲学视域下对《礼记》“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

《礼记》中涉及儒家的"德本财末"思想,因其特有的政治关怀而存在一种隐性的设定:将这种关系定位于圣人或君主,这就为构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能。为此,以考辨"德"与"财"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传统儒家义利之辨思维模式下"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尝试将这种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发生关联,意欲探究儒家构建"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中庸”新探

儒家的“中庸”曾被批判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或者仅仅被理解为在矛盾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方法。这都不符合先秦儒家所谓“中庸”的本来含义。“中庸”是以儒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于“礼”的道德准则为其具体内容的一种伦理政治观,抽去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就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了。“中庸”说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关于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了,而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探讨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产生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天人合一”思想表现为宗教与政治合一、人事与天理合一、宇宙意识与价值观念合一、伦理与天道合一、人性与天性合一等五种主要特征。董仲舒全面继承这一传统思想文化,并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使之达到一个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

“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让”作为儒家仁礼思想的精神要义,既是礼治的逻辑起点,也是礼治要抵达的至德形态,尤其是“让天下”的思想,可谓孔子内圣外王治国理政思想的一种极致表达。因此,被视为德、礼之主的“让”,既是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也是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底色,对塑造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问题,为当今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中国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在孔子看来,文武,在儒家政治道统谱系中是可以取法和效仿的典范。文武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王传授武王“中”道及其“敬德保民”的意涵,客观上为儒家政治价值观的早期形成奠定了民本的根基。文王尚德,是美德政治的楷模;武王以义成,评判武王克商事件的政治合法性,是先秦儒家政治发生史上的重要事件。周初对天命政治的新诠,使得文武之道有了“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儒家政治道统“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     

经权与文实——论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从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何休从“例”出发，极力辨析其非“实与文不与”，不与大夫专平；董子则从“义”出发，站在仁以行权的角度，褒扬大夫专平的行为。董、何之间的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人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传》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学建构为一门发挥改制、新王大义的政治理论学说。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导致了其千年沉寂，但在晚清大变局中又重新被发现和重视，何休功莫大焉。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清朝更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 ,突破了“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观念 ,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 ,开创了盛况空前的“大一统”时代 ,避暑山庄就是清代实践“大一统”的产物     

《周南》之“序”与《大学》之“道”

《诗·周南》历来有“正风”之称,《周南》的十一篇小序也是全诗各篇小序的纲领。然而,我们对它加以考察,则不难看出,《周南》的序之所以被奉为纲领,则因为它始终贯串着一条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主线,这条主线便是出自《礼记·大学》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礼记·大学》是这样主张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入,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为汉儒所辑,     

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