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天下主义：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

本文在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公共天下”概念并构建“公共天下主义”理论框架，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中因为多元身份认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进行新的理论解释，并构建“公共天下”中“天下人”价值观与行为的伦理新秩序。公共天下主义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成员属于同一个公共天下的道德意识与价值观体系，认为全部人类成员都是公共天下的共同组成者、建设参与者、文明分享者、责任共担者与公共治理参与者。天下是天下人共有、共建、共享、共治的天下，天下人是平等的，天下人需要友爱与合作，天下人具有分布理性，天下人需要互助互谅，天下人共存共荣共担风险。天下人身份认同作为公共天下主义的伦理前提，可以作为调节各种人类共同体利益冲突与矛盾的工具，促进人类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从春秋公法到天下秩序的现代重建——以宋育仁《公法驳正》为中心

宋育仁写作《公法驳正》批判欧洲国际法体系,运用《春秋》义理构建普遍主义新天下秩序。晚清“春秋国际法”范式可按思想文本和历史实践予以区划,宋育仁是罕见地对国际法原理及其理想世界方案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反对伦理与政治的“脱嵌”,提倡家国天下一体的礼法秩序,并主张不同于“世界主权”构想的以民本—治理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宋育仁春秋公法学所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方案至今仍有其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     

道德秩序: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道德秩序的基本精神始终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造就了现代意义的道德秩序。道德秩序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即实现从人身依附到人的独立与自由、从身份等级到契约平等、从匮乏的资源基础到丰富的社会基础、从单一到多样的社会功能的转变。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先秦儒家秩序构建思想中的天

先秦儒家思想的共同目标是结束乱世,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的社会秩序之中。先秦儒家秩序建构思想的终极依据可以归结为天:秩序本身及其规则来源于天;秩序建构主体的智慧和权力来源于天;秩序建构的核心价值及其崇高性来源于天。以天为秩序建构依据的思想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且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国家与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新天下主义

梁启超是最早致力于探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理想的世界秩序原理的思想先知。他以世界历史进化的宏阔视界,将中国史概括为三个时代: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而其将来史,则将由中西文明融合而成新的普世文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揭示了中华帝国由"天下"而"国家"的政治转型趋势。在他的国家进化论中,国家的进化趋势是由古代的帝国主义转变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最终走向未来的大同主义。民族主义时代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虽为现代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未来世界将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仍保留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欧战以后,晚年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天下主义传统的阐扬,以及他寄予中华"世界国家"之普世文明理想的新天下主义,正是我们今日建构新世界秩序原理之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对梁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的思考

梁治平先生的《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一书考察了“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个关于中国古代致治的观念，是近年来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政治的代表性著作。“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今人面临的许多纠葛与古代观念的延续不无关系。接受了新观念的人未必抛弃了旧观念。就此而言，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些“旧社会”的“新人”和“新社会”的“旧人”。     

宗教与人类秩序的三个向度的关系及其变化

宗教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形式,作为世界的总的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宇宙秩序、人与人的社会秩序、人与自身的心灵秩序的三大向度曾起过重要的建构作用。作者以秩序为视角,探讨了宗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在人类三大秩序的领域呈现出逐渐退至以人与自身的心灵秩序为主的境遇,从而一窥宗教的发展变化与轨迹。     

论卡特政府的“新世界秩序”战略

出于对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领域出现的新变革的共同认识,卡特政府制定了“新世界秩序”战略。但该战略制定者们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世界观,其中,卡特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万斯是一位理性自由主义者,布热津斯基是一位权力现实主义者。内在世界观的冲突使这一战略从产生之日起就孕育了巨大的分歧,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温州人“闯天下”意识文化原由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以闯天下闻名于世,形成了特有的温州人现象。对此,许多论著进行了具体描述,读之引人深思。人们不禁要问,温州人闯的是“天下”,何为“天下”?为什么温州人会乐此不疲地去闯天下?为什么闯天下成为温州人精神的个性特征和群体行为特征?本文从理论上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提出了温州人已由原先的无奈闯荡天下转变为现在的乐于争闯天下的看法,并将它视为温州人精神的重要内涵加以阐述,对它的基本涵义、基本特征、精神动力和根本原因进行了探讨,试图从中揭示温州人争闯天下的内在机理。     

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

世纪更替容易强化对时间流逝和历史变迁的紧迫感.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竞相以“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为题重塑中国形象,集中反映了这一代人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既区别于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古典中国,更一扫“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青春化.     

哈耶克宪政思想研究

哈耶克宪政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宪政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其明确的知识论立场之上 ,尤其是直接缘出于其对规则与秩序的阐发之上。在对规则与秩序的探讨过程中 ,他得以明确界分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以及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不同。然而 ,现代社会却有逐步以外部规则取代内部规则、以组织秩序统合自生自发秩序的趋势。而建立在这一谬误基础之上的现代代议民主制的权力分立机制根本不能对权力施加真正的限制 ,从而也不能为宪政的施行提供真正的基础。为此 ,哈耶克认为有必要重新创制一种能够真正体现和维护宪政精神的制度框架。     

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

在近代中国,宗教迷信话语逐渐取代古代的“正祀”、“淫祀”传统,信仰世界和社会生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学术界多从启蒙思想来考察中国近代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而对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研究不够.本文从历史过程中分析精英思想、国家权力和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而认识政治权力如何转化为文化秩序.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城市社区权力秩序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文章从“秩序”这一概念的缘起入手,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脉络,总结出其具有代表性的精英论、多元论,以及“国家-社会”研究框架;其次,文章亦对国内的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研究的缘起、特点、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主流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进行了批判。     

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戊戌到辛亥期间新型知识群体快速增长,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正式形成。"清末一代"知识人展示了对精神价值的全新追求,从道德关怀、社会关怀、知识关怀与终极关怀,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重建价值体系,传承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与传统道德的合理因素,同时倡导自由民主新道统,建构新价值体系;实现社会角色转换,在废除科举被抛离权力秩序后,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团体与现代传媒等形式重建社会政治影响力;呼唤建立起分立于道统的学统、分立于治术的学术,致力于建立专业化、科学化、分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现代知识体系;以理性精神区隔宗教狂热,又以终极关怀超越物质主义,在对中学、西学中的宗教文化采取开放立场的基础上重构信仰世界。     

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与秩序——一种关于“社会秩序二元论”的技术性区分

社会秩序可以被区分为“自控型秩序”和“受控型秩序”。“自控型秩序”发端于一小撮个体之间缔结的初始契约,然后以这个初始契约为起点自然扩展为被众人遵守的普遍规则,因此,“自控型秩序”可以独立于公共权力而自发形成;而“受控型秩序”只能依靠公共权力来克服必然存在于众人约定中的“搭便车”现象和高昂交易费用。自控型秩序”是坚韧的,这种秩序可以在群体内部分有效,即便群体内的大多数人都不再遵守互不侵犯规则,群体内的少数人也有激励继续遵守这个规则;而“受控型秩序”却是脆弱的,离开了公共权力就会迅速土崩瓦解。     

从朝贡体系到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地区秩序的百年重构

中国的秩序观与秩序实践先后经历了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的转变。当代中国的秩序观与秩序实践深受历史影响,实现了百年重构。中国推动秩序构建的实力基础经历了U型变化,从强盛到衰落再到强盛,但是中国秩序观与秩序实践并没有简单地重复,而是实现了扬弃。继承的方面包括:地缘战略重心在中国周边地区、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不干涉他国内政、统筹实力与体制的关系。变化的方面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地理范围上从亚洲走向了世界,在心态上从俯瞰天下到平等看待世界,从封闭自大到包容开放。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在继续发展实力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继续保持平等、谦虚、开放、包容的姿态。     

圣王谱系与五德终始:战国时期天下秩序之建构的时间维度

“天下”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和制度的世界,它更是人类生存的境域.除了空间场景,“天下”还有一个时间维度.战国时期儒家通过把当下关联于过去,通过对历史的净化和梳理,使“天下”获得其时间绵延性和演替的秩序中轴.圣王谱系的建构体现的不仅是华夏民族熔铸传统的文化自觉,更是战国时期人们规制天下的现实图谋,“天下”因之成为先王道统之大叙事展开的舞台;“五德终始说”则按照“五行相生”原理阐释王权兴衰,从而将天下包裹在德行更替的时间序列之中.     

秩序与正义之间——略论先秦儒法之理想政治及其实现途径

秩序重建与正义追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大时代主题。儒法之理想政治是正义与秩序高度和谐的理想政治。在现实政治层面,"国无君不可以为治"体现的秩序与"立天子以为天下"体现的正义之间常常陷入顾此失彼、互相冲突的困境。如何在现实政治中调适秩序与正义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儒法苦心焦思的核心话题。儒家主张正义优先的"贤人"政治理论,法家提倡秩序优先的"中人"政治理论。前者属于"革命论",后者属于"改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