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边俸制度创立于明朝中后期,以缩减考满年限的优抚方式,鼓励官员赴任边疆。清初,边俸制度被继承发展,但因疆域及边疆治理模式与理念发生变化,无法从职官角度满足边疆治理需求。因此,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清朝分别创设海疆缺、烟瘴缺、苗疆缺、沿边缺,并发展成为以"拣选题补""俸满优升"为基础的边缺制度。之后,随着边疆治理深化及治理一体化的推进,边缺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不断发展,边俸逐渐融入边缺制度体系中,成为其"俸满优升"制度原则下的升转方式之一。从边俸到边缺的发展过程,是边疆治理深化的重要表现。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辽对西北边疆的征服与治理

契丹是游牧于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一带的古代民族。在辽太祖、辽太宗东征西讨创建国家的过程中,征服了诸多民族,创建了一个版图辽阔的草原帝国。辽朝对游牧于漠北的"阻卜"各部族前后发动过四次大规模的征服,将各个游牧部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得辽朝西北边疆地区逐步稳定下来。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派遣契丹贵族出任西北路招讨使,建立边防城,移民屯田,加强了漠北草原与辽内地之间的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使有辽一代的西北边疆一直处于辽的有效控制之中。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开放兴边方略

开放兴边方略是国家为了加快边疆发展,把建设边疆开放高地作为战略方针,持续挖掘边疆开放优势,就如何形成边疆全面开放新格局所研究、制定和推行的总体性开放政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为治边兴边的重要方略,源于开放是加快边疆发展的战略举措,是激发边疆社会活力的重要方法,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条件。开放兴边方略的形成将为边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政策条件和人才支撑。实施开放兴边方略须把对内对外开放统筹考虑,须把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先决条件,把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作为基本条件,把边疆发展和安全统筹起来,把边疆建成新发展格局的示范区作为目标,把构建制度型开放作为重要环节。     

试论中世纪的基督教异端运动——兼评人道主义

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异端运动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方面军,无疑,在促进欧洲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对它的作用、意义以及历史地位给予公正的评价很有必要。基督教是在历史上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跨入中世纪的。公元四世纪后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在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同时也就成了帝国的统治思想。这就使得帝国原来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往往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凡矛头指向帝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必然也同时指向它的辩护士基督教教会。所以凡与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所谓官方“正统”教会相对立的各种教派,被官方通统斥之为“异端”而遭到迫害。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西方中心观的谬误

一、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在欧洲中心论、种族决定论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学术界 ,中国———这个历史上最古老的帝国是一个几千年昏睡不醒、长期僵化、停滞不前、野蛮落后、保守与封闭的代名词。这种观点成为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基础。最早提出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社会的是十八世纪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康多塞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 ,“在这些土地辽阔的帝国中 ,人类的思维能力……陷入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 ,这些帝国亘古未断的存在一直使亚洲长期蒙受羞辱。”①1 82 4年 ,美国人爱默生 (ＲａｌｐｈＷａｌｄｏＥｍｅｒｓｏｎ)在笔记本中…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边疆内地化背景下的蒙汉民族贸易变迁(1368—1949)——以宁厦地区的蒙汉贸易为例

不同时期的蒙汉民族贸易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前后具有一定的继承性.随着宁夏地区的边疆内地化.明代以来宁夏地区的蒙汉民族贸易市场,逐渐融合到宁夏当地的市场体系中去.至清末,互市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其或融合到当地的城镇市场,或融合到当地乡村市场.     

亚太地区在“北约化”吗?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被重新激活且再次扩大。美国拜登政府大力推进印太战略,北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强化,且亚太地区出现超越双边的军事合作关系,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的话题被不断提起。然而,北约作为冷战的产物具有特殊性,冷战结束之后,北约的持续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北约具有严格的时空界定和鲜明的文明色彩,是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制度,也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结构裂变与重组的产物。中美战略竞争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非阵营式对抗,无论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北约”还是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其本质在于美国试图将冷战战略强加于对华竞争之中。北约具有地域限制,而亚太地区复杂多元且拒绝阵营对垒,“北约化”只是美国的愿望而非现实。作为概念或者话语,“北约化”需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历史审视和理论拷问,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预言的自我实现。     

论顾颉刚在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中的结点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兴起了继晚清西北史地学之后的第二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顾颉刚正是该学术潮流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不仅是边疆史地研究人才的培养者和学科奠基人,还是边疆教育刊物的热情倡办者和普及者,更成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群体中联结学人与学术团体、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学术与政治的结点。     

数字区隔与邻里分化：社区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及其治理

随着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对于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多数社区治理组织开始与社区媒体进行深度融合,以此延伸其治理能力。但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次生问题——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在社区场景中也悄然显现。反思这一现象,因社区的地缘分化,社区媒体组织架构的尚未统一,社区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互联网时代下的“重新部落化”特征,使得社区信息空间更易暴露在“巴尔干化”的风险之中。一方面,社区信息空间的“巴尔干化”极易造成社区公共空间的消逝,扩大社区“原子化”危机,导致社区内的数字化区隔;另一方面,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逐渐消解,加剧了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抗争矛盾。社区中群体极化现象的放大,造成邻里关系分化,甚至线上言论极化转向线下行为极化的连锁反应。有鉴于此,社区媒体首先需要优化信息配比,构建“人行道”传播模式,提高居民的信息偶遇行为;其次,应建立社区数字关怀机制,为老年群体融入社区信息空间提供便利,弥合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最终,社区媒体应当成为联通社区线上与线下的中介,使社区居民能够重拾“附近”,以在地化的真实交往,回归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略论英帝与沙俄称霸的几个特点

十六、十七两世纪的中叶,农奴制俄国和资本主义英国先后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到十九世纪初,在拿破仑帝国的废墟上,俄国终于取得了“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马克思语),英国也牢固地确立了“举世无敌的世界霸权”(列宁语)。自此之后,俄国欧洲霸权和英国世界霸权曾分别在近一个世纪和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严重地阻碍着欧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两颗巨大的灾星。以下仅就十九世纪初以后英、俄称霸过程中的几个特点,试作一些粗略的分析以供     

论北方草原民族之族兵制

族兵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兵役形态.在北方草原,从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兵制到入关前的女真人,北方草原民族无不实行族兵制.族兵制是北方草原民族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是族兵制最初阶段的本质特征.匈奴国家政权建立后,先后征服、统治了周边民族,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军队不再由居民“自动”组成,军队的组成具有了强制性,但这并未改变其全民皆兵、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匈奴、柔然之后的北方草原民族政权是以“地区部落”组织为基础的,随着部落构成以血缘为纽带到以地缘为纽带的变化,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实行的族兵制的血缘色彩逐渐褪去,地缘因素日益增强,并最终成为了主导.     

人与自然的协调──生态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一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人统治自然为主导的发展观。从历史上说 ,人的自我中心化是我们人类早期乃至近现代发展的重要特征。原始人把对人的“灵魂”的自我意识“推广”到外部世界 ,从而形成了“万物有灵论”的观念 ,这是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把内在尺度投射给外部一切事物的结果。这种原始的自我中心化通过自我意识积淀为哲学观念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 ,“人是万物的尺度”。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的自觉强化 ,它不仅是反击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武器 ,也是以人为尺度征服自然…     

读史浅思:封闭的古代中国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在世界史上,三大强人统治着三大强国,即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的俄罗斯、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法兰西和康熙帝(1661—1722年在位)的清帝国.康熙帝以超群的魄力,打败了俄罗斯人的入侵,维护了帝国的主权与安全;又是同样靠着这种魄力,阻止了西方天主教的侵略先锋.然而,还不到两个世纪,在中国人看来,这个世界便“无道”了:彼得一世的后裔来了,无理地闯过了1689年平等划定的边界,野蛮地将彼得堡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进入黑龙江流域,寻找到由远东通往太平洋的出海;路易十四的后代来了,在东方土地上树起了征服中国的十字架;康熙大帝的子孙则狼狈地逃离皇都,客死于“避暑山庄”,避到另一个世界去见了老祖宗.     

自然悖论、帝国政治、殖民道德——《皮袜子故事集》中的景观书写

文章借助景观理论,从自然景观中的悖论、文化景观中的帝国政治以及道德景观中的英雄主义三个层面剖析《皮袜子故事集》中景观书写的多重内涵。以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和人物塑造为研究对象,深度透视库柏景观书写中的诡谲。自然景观描绘中的意图舛讹和逻辑悖论使自然在库柏的“凝视”下蜕变为记录“文明足迹”的场所。原始自然成为文明暴力和权利空间的“能指”,指向帝国政治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勾连。自然在象征层面同印第安人命运趋同,同为被观看、征服和拓殖的“他者”。班布尔身上的“自然道德”是早期白人殖民者“拓荒”精神的体现;他的男性气质催生出可复制和传播的英雄主义,背后是作家对殖民主义道德体系和文化共同体的无意识建构。     

空间化视野中的全球化、城市化与国家—区域化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为何及如何面对当今时代与世界的空间化发展趋势,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课题.其中面临的理论问题之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空间化所指何义,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城市化与跨国的区域化发展趋势.广义空间化是以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内在的一个基本视野;狭义空间化可归因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和与此相关的重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企图.由此来看,全球化与城市化实乃资本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物质景观以及周期性毁灭与重建的地理舞蹈.因此,传统国家地理边界与主权形式开始松动与瓦解,一方面成为“去地域化”的全球国家,另一方面成为“再区域化”的地方经济政治组织.     

“大国协调”的重负与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

面对后冷战时期单极国际秩序的衰变，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主张参考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重建全球性的“大国协调”机制。然而，作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作为殖民帝国“大国协调”客体的历史经历，尚未获得充分总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相互之间形成了临时的利益连带关系，进而发展出了驻京公使团会议、“条约网络”与银行团等协调机制。在一战前夕，即便欧洲内部冲突加剧，六大列强在中国仍然通过“大国协调”塑造了辛亥革命的结果，直到一战的爆发带来战前协调机制的衰落。日本利用了一战的时势，在华权势迅速增长。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局部重建了协调机制，然而其内部具有极大的结构性矛盾，英法美等列强未能及时阻止日本侵华步调。然而，殖民帝国之间“大国协调”的破裂，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殖民秩序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旧邦新造”准备了基础条件。以近代中国“大国协调”经历为参照，如何避免历史上旧式“大国协调”阴暗面的重演，将是中国推进当代“大国协调”机制之时需要深入思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