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政府参战的后果与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局

欧洲列强长期的渗透和侵略并未使奥斯曼帝国完全丧失主权,但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卷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帝国的崩溃,也彻底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系列"协定"和条约重新勾画了中东地图,英法为了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在中东"制造出"许多新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各民族的命运。奥斯曼政府"亲德派"的错误导向,"帮助"英法等国实现了瓜分和占领中东的愿望;阿拉伯人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作获得解放的机会,最后却换来殖民主义者的"委任统治",延缓了独立的步伐。英国和法国获得了统治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机会,但委任统治的困境又成为殖民帝国崩溃的开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东历史的转折,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历史命题。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耶路撒冷的哭墙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圣地,但是数千年来却饱受战火的侵扰,屡次被摧毁。以色列人、巴比伦人、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十字军、埃及人、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都曾成为这个以“和平”命名的城市的主人。     

英国统治香港的"主权在英"原则述评

英国管治香港期间,非法侵占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确立了“主权在英”的殖民统治香港的最高原则:通过英皇颁布的三个敕令,把“主权在英”的最高原则“合法化”;通过三个宪制性文件,把“主权在英”的最高原则宪制化;通过直辖管治,把“主权在英”的最高原则治权化。由此,英国确保了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直到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主权在英”殖民统治香港的最高原则终于寿终正寝,成为历史。     

迟到的“革命”:英国人关于“议会主权”的一场争论

英国经典议会主权理论认为,英国议会具有最高立法权,法院只能服从而不能质疑议会的立法,议会后来通过的法令可以修改或废止此前通过的任何法令。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上述经典议会主权理论受到了欧共体法的最高效力和直接效力原则的挑战,由此引发英国人关于欧共体法优先还是议会主权至上的法理争论,围绕Factortame判案这一争论达到高潮,形成了革命论和建构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实际上,革命早在英国加入欧共体时即已发生,经典议会主权理论的核心受到冲击,但这种革命是有限的,它并没有动摇英国宪法主权的地位。     

浅析1919年埃及民族起义的原因

1919年埃及民族起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影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起义严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埃及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制定了宪法,成立了民族政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标志着埃及现代史的开端。本文着重对这次起义的原因作一个浅析。     

20世纪中期英国双轨核政策的困境--以取消“蓝光”导弹项目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后英国一直奉行双轨核政策，即坚持发展本国独立核威慑力量与保持对美国的核依赖并举，但1960年英国取消“蓝光”导弹项目是英国双轨核政策陷入困境的临界点。英国双轨核政策面临本土核威慑力量的规模、独立核威慑力量的存在价值以及在野党和民众对核政策的质疑和对抗等问题。正是英国双轨核政策内在矛盾的激化与美英核“依存”关系的不对称与不对等导致英国核政策走向失衡。面对此，麦克米伦政府依然选择沿袭双轨核政策，其主要原因是：继续与美国进行核合作可以节省英国的核研发成本，密切美英特殊关系；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核威慑，可使英国避免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并有利于加强其与欧洲的关系，为欧洲防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七月革命”与埃及现代化进程的路标性转换

19世纪上半期开始的埃及现代化进程由于英国殖民主义入侵和统治而中断,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七月革命"成功,1953年埃及被宣布为共和国,标志着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新纪元.第一,它实现了埃及民族国家重建和主权独立;第二,它完成了埃及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制度性转换,即把埃及从一个殖民性君主专制国家带入了共和制时代;第三,在经济上它使埃及摆脱了对外国资本的依附,走上改革振兴之路;第四,纳赛尔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意识,指导着埃及国家的全面发展;第五,埃及由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国家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这些对埃及的现代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福建高等教育“立交桥”构建路径探析

目前福建高等教育系统存在各类高校分工不严、交叉办学,各类高等教育规模差距较大,类型单一,高职教育层次低,“专升本”难度大,各类高等教育互不相通等问题。这主要是受“重学轻术”观念影响,学分互认难以推行,没有共同核心课程,政府推动力度不够等原因造成的。要想构建高等教育“立交桥”,就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构建高职教育独立体系,畅通高等教育各阶段入口,实现交叉升学;多渠道构建各类高等教育的共同教育空间,完善学分制,实行全省统一学分标准;加大政策法规的推动力度,强化政府行为,为福建高等教育“立交桥”构建提供保障。     

罗马行省建立的历史动因

从公元前 2 4 1年罗马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的建立到公元 4 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罗马在广袤的地中海区域实施行省统治长达七百余年 ,对罗马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罗马向地中海区域扩张的过程 ,探究罗马行省建立的历史动因 ,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罗马行省的建立是其大规模向外扩张的必然结果     

刘勰的"为文之用心"

“敷赞圣旨”能力的缺乏,促使刘勰将通过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所实现的“立家”作为了“立德”的替代目标,其“为文之用心”的实质也随之转向自我“立家”,由此导致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离开“圣旨”的自我发挥。而刘勰对“立德”目标的难以割舍和有效实现“立家”的考虑,又促成了《文心雕龙》对“敷赞圣旨”名义的借重。由此造成了《文心雕龙》在“敷赞圣旨”的名义下没有“敷赞”以至偏离“圣旨”的奇特现象。     

试论“出埃及”事件的宗教与文化意义

尽管学者们对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真实性仍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探索和研究“出埃及”事件的兴趣和热情。“出埃及”事件是犹太文化的焦点,它为基督徒理解上帝行动提供了一个范例,并且对西方文化、文学、艺术等也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论证“出埃及”事件的宗教与文化意义。     

“长波理论”视角下的加拿大1791年“宪法法案”

1791年,英国小皮特政府颁布“宪法法案”,对北美的殖民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此举不仅是加拿大宪政改革中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堪称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长波理论”则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学术界研究殖民主义史的新兴理论,构建了殖民主义发展呈长周期波动态势的理论模型,将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本文试以这一理论的新视角来诠释1791年加拿大宪政改革。     

寻求人民主权与代议制民主的平衡——试论卢梭的民主思想

主权与治权（政府权力）的划分在卢梭的民主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因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也是不能代表和不能转让的。但是,在治权层面,卢梭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实行代表制。也就是说,卢梭既主张人民主权,又主张代议制民主,前者是卢梭民主思想的规范层面,而后者是其现实层面。人民主权相对于代议制民主具有优先性,但是后者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卢梭希冀在两者之间实现某种平衡,从而建立一种优良政体。     

“契纸公民”现象的种族主义根源

在《排华法案》实施的61年（1882年-1943年）里,华人成为世界上唯一不能自由移入美国的种族。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为饱受种族歧视压迫的华人提供了成为“土生”公民的契机。而通过他们申请的海外子女出生证,使不少华人进入美国,成为所谓的“契纸公民”。本文旨在探讨“契纸公民”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经济和文化因素,揭示其形成的原因,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种族歧视根源。     

清末民初西藏“独立”活动在中印边界东段争端形成中的影响

清末及民国时期西藏上层亲英分子进行的"独立"活动是英国的殖民侵略、清政府简单粗暴的治藏方式和中国政局长期动荡共同作用的结果。西藏"独立"活动不仅直接导致了"麦克马洪线"的出台,也导致西藏在对英国乃至后来新独立的印度的领土交涉中失败,更对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和印度的交涉造成了显见的束缚和羁绊,使中央政府的交涉无法取得积极效果,中印边界东段争端最终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画龙点睛”说“隐”“秀”

文章中的点睛之笔是把握文章主旨的钥匙。点睛之笔在表达上灵活多样 ,可长可短、可叙可议……最好的方法是“隐”“秀”式。“隐也者 ,文外之重旨者也 ;秀也者 ,篇中之独拔者也。”(《文心雕龙》)“隐”“秀”式点睛之笔是作者情思与文辞精巧结合而成 ,关键是“自然”二字     

圣域重构——《法雍之书》与“消失的‘迷宫’”

对于古典作家而言,“东方”几乎是一个无可或缺的镜像,而埃及则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整个东方想象的核心,亦是其重要的异例。在他们笔下,一座“消失的‘迷宫’”便颇为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令古老的金字塔都相形见绌。伴随着19世纪旨在重寻克诺索斯迷宫的克里特考古勃兴,对于这座埃及典范的探索热情亦高涨起来。然而,即使皮特里等埃及学家皆相继宣称在哈瓦拉发现了这座“迷宫”,但可资确证的古埃及文献寥寥无几,在被视为古代埃及“地图”的《法雍之书》中,更似乎是全然不见这一庞大建筑群之踪影。但事实上,“迷宫”恰恰就是物质化了的《法雍之书》,而《法雍之书》也即是文本化乃至“正典化”了的“迷宫”,共同体现出中王国末期古埃及人围绕法雍地区所构建的神圣景观与世界想象,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载体。由此,神圣王权、法雍地区的索贝克崇拜与整个埃及世界遂得以融为一体,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法雍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索贝克是统御一切信仰的信仰,不仅在世俗和现实的意义上整合着埃及各处,而且还通过法雍这一载体,将关乎世界的想象首次具象化、实体化、正典化,从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     

论谭延在“二次革命”前后的活动

以往论者大多批评湖南都督谭延在“二次革命”中态度暖昧，对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谭延在“二次革命”前对袁世凯的野心是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的，但同时，他也和当时一般革命者那样，幻想通过“政党政治”来钳制袁世凯。“二次革命”中，谭在宣布独立之后，也是有所作为的。取消独立后，也并未与袁世凯同流合污。湖南独立迟迟而取消迅速，一方面有它的主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谭的阶级劣根性，以及他那谨慎圆滑、左右依违的处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