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诗性资质及其成因

印度诗哲泰戈尔高度赞赏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文论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显现了浓郁的诗性资质。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较多理性的束缚而造成华夏民族表现型艺术繁荣;其次是由于古代文论家大多同时致力于创作与欣赏,从事理论研究与批评文字的写作是其文学活动的延伸;并且,这些文论家的旨趣普遍地集中于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因而形成了无数小灯点燃大灯的美丽景观。今天,我们对这一传统不能只是贬抑其消极的一面,更应该光大其积极的因素。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周易》与中国文论的诗性之源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幽赞神明之易象及元气浑一之太极,既为人文之元,也是中国文化的诗性之源。因此只有回到《周易》,才能真正寻到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根。诗性文论与《周易》的血脉相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文论的本体之“道”,源于易之“太极”的自然本元性和原始混沌性;二是诗性文论的思维之“方”,源于易由两仪、四象而太极的整体、直觉和象征性体认;三是诗性文论的言说之“法”,源于易说太极的诗画相谐、言象互济。     

论师陀作品的诗性思维——兼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诗性品格

通过解读师陀作品中的“异乡”和“故乡”意象 ,分析师陀作品诗性的生成、特征及在现代乡土文学中的意义 ,作者认为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诗性品格基本上循着两条道路发展 :古典诗性和现代诗性。所谓古典诗性是指作家基本上遵循古典美学意义上“美”、“和谐”等审美理念创作并试图建构一个田园诗般的“故乡” ,这一乌托邦世界是作者思考的终结点。现代诗性却意味着作者面临着“故乡”和“现实”的双重失落 ,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沉的“故乡情感”的矛盾统一使师陀作品蕴含着一种充满激情的理性精神。但这两种诗性品格在作家作品中并非截然对立的。     

从“诗性创作”到“媒介化生产”——论新媒体语境下新诗发展的媒介化转型

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学的媒介化生产"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生产方式,但既有研究主要探述小说、影视、戏剧等领域所存在的媒介化生产,而未将诗歌纳入论域。事实上近年来,在新媒体平台的推动与刺激、新媒体运营商与刊物的合谋与策划下,"诗歌的媒介化"亦成为诗歌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处于新媒体平台上的新诗不仅将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更依托于各种媒介进行诗歌生产,遵循媒介生产秩序下的生产法则和资本运营逻辑,使诗歌生产方式与取向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与转型,从"诗性创作"转向"媒介化生产",从而实现诗歌的媒介化转型。这种媒介化转型不仅影响诗歌发展态势及走向,而且造成诗歌的"诗性"被"媒介性"替代,并由此陷入娱乐化、消费化、符号化泥淖的困境,亟待诗歌界警惕与纠偏。     

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巨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熊十力语）近代以降，在西方势力的威逼示范之下，华夏本土文化与泱泱之风，花果飘零。其实，又何独中国诗的遭遇如此!由此上溯中国文论以至中国文化，哪一样又能置身事外？有鉴于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学人力倡“中国本位文化”。时光滔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何在？如何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运思方式。为此，本刊特邀三位学者来谈这个问题，以飨读者。     

论明代诗学的诗性化

:明代以前的中国古代诗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功利色彩较重 ,如汉代诗学的经学化、宋代诗学的理性化等 ,而从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方面来研讨“诗何以为诗”尚嫌不足。明代诗学家们在继承前代诗学成果的基础上 ,从诗调、诗格、诗神、诗道等方面对“诗何以为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完成了对诗之诗性的全面把握     

诗性审美的象似性移情

移情贯穿于诗性审美活动的始终.在诗性审美中,诗性移情必经"由我及物","由物及我",最终"物我两忘"而实现"物我同一",然后在凝神中观照、沉静中回味,以更高的姿态审视这种移情之美,让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具备完整的、可捉摸的语言形式.语言形式勾勒的物象和营造的意象在本质上具有象似性.这种象似性使得诗性移情语言形式多表现为象征.诗性移情的象征展观了诗性情感的细微曲折,促动诗性情感的象似性投射和反馈来回反复迁移,从而无限放大诗性的感性美.     

论德里达的诗性哲学与哲性诗学

德里达对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 ,主要目的是解构“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对逻各斯中心主义 ,语音中心主义及一切传统文本的解构 ,是他采取的迂回策略———去其根基和始源 ,使其崩塌并边缘化。他建构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无原则的原则 ,为诗学等的自由游戏创造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     

从标出性看中国新诗的走向

随着古典诗歌的逐渐式微,二十世纪初期,新诗开启了一个新的诗歌表意系统。与古典诗歌相比,新诗因语言的标出性降低,而导致诗体确立困难重重。标出项要足够标出,才能确立自身。中国新诗在元语言性与诗性相互冲撞的漩涡之中沉浮,但未来新诗的出路,仍在于其标出性的强化。     

神话：神性与诗性的合一

神话与巫术密切相关,巫术的本质是意志与灵的交易,这种交易构成巫术仪式的核心内容,把巫术仪式从行为方式转化为言说方式,就生成了神话,神话就是言说的方式。由此,神话的根源在巫术仪式,巫术的意志与灵成为神话的诗性与神性的直接来源。意志所显示的是原始人依凭自身“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能动地创造生活的诗性力量;而神性便是他们面对的那个蛮荒、原始的世界在头脑中的反映,那个蛮荒、原始的世界强大、无限、永恒,原始人对它既恐惧又离不开,必须从它那里获取生活资料。巫术仪式为诗性力量与神性力量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现自己、实现自己的舞台,它推动诗性力量向神性力量合一的运动,正是早期人类一种积极的生命观和世界观的体现。     

现代性价值的诉求——从主体性文论到主体间性文论

"现代性"表现为"现代"这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文学理论这两种有着密切关联的知识形态坚持的是一条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建构路向。前者诉求的价值具有中国状况下的"年轻"的现代性特征,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向前迈了一步,或者说更为强化了自身理论建构的"现代"意味。确立文学理论的价值诉求理论视角是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坚持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发展方向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根本选择。当然,建构中的文学理论应该体现出对健全而又充分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诉求。     

对话性、歧义性和颠覆性: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话语理论

克里斯蒂娃认为,词语的对话性、歧义性以及文本的互文性为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提供了基础;诗性话语打破了语言习惯从而把言说主体从语言和社会的各种禁锢网络中解放出来;话语主体通过阅读-书写过程介入到社会历史话语之中并重新书写历史、干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同于交际语言所强调的清晰性、准确性、唯一性和权威性,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背离语言规则而强调意义的多重性、歧义性、僭越性和意义生产的潜在可能性;同时,由于互文本把社会历史纳入文本范围,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变得密不可分。     

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论自传中的自我书写问题

自传的自我书写是自传作家展示自我生命历程、揭示自己思想观念的过程,它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自传作家通过复杂自我的转变,使自我的真实性在自传事实与自我夸张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平衡,使自我的经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展现.自传的自我书写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中、在内在真实与外在虚构的矛盾冲突中、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在作家与读者的潜在交流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自传作家在自传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诗性而又真实的自我书写.     

质性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社会学中国化是时代的命题。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追随西方实证主义传统、崇尚精确量化研究的"统计社会学"成为主流。质性研究注重"参与性",强调个案和过程,遵循"理解原则",以其鲜明的人文特色与"科学的"量化研究形成对比,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质性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探索的实践与质性社会学异曲同工。其成功之路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凸显价值追求,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中国文论关键词的体系与层级

面对为数众多的中国文论关键词,有必要分门别类而使其有序化呈现。通过关键词之类分,可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方面彰显中国文论关键词潜在的体系与层级:在宏观层面,中国文论关键词以"三才"为主轴,以"元关键词—核心关键词—基本关键词"为序列展开;在中观层面,关键词之间通过对待立义、互文见义、由境生义等形式彼此关联;就微观层面而言,关键词自身语义还会因时代、地域、学派、文体之异而有所区分。明晰此点,将有助于纠偏当前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体系模糊""拼盘化""快餐化"等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意义阐释的生存论维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一直徘徊在"失语"的边缘而无法自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代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生存论.事实上,与西方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是一种对文学的诗性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文学中的人以及人的价值追求与理想人格的塑造.这种独特的精神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阐释活动的生存论指向,印通过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阐释,把握古人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进而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今人与古人在生存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质言之,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对古代文论作出富有深度的开掘,应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意义所在.     

叙事与诗性的历史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今天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十九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把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当作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